社区活动参与保障水平与隔代照料.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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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活动 参与 保障 水平 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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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区活动参与、保障水平与隔代照料李鹏摘 要构建实证模型分析了老年人社区活动参与、保障水平对隔代照料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对隔代照料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老年人社区活动参与、保障水平对隔代照料的影响存在城乡、性别差异。社区活动参与、保障水平分别仅对男性老年人、农村户口老年人照料孙辈行为产生显著积极影响,传统家庭分工观念和城乡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差距是其主要原因。建议进一步加强城乡社区的公共活动场所(设施)建设,通过政府购买等途径组织形式多样的社区公共活动。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统筹,利用政策组合和治理协同不断提升农村老年人公共福利水平,为老年人隔代照料提供社会支持。关键词社区活动参与;保障水平
2、;隔代照料;社会支持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04-0071-08一、引 言低生育率背景下,提升家庭生育意愿,充分释放生育政策效应,是新时期人口政策的重要指向。生育率与家庭生育意愿直接关联,而婴幼儿抚育则与家庭生育意愿联系紧密。然而,近年来,中国儿童“照顾危机”日益凸显,为儿童、妇女、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1。因家庭女性普遍就业与“工作-家庭”平衡福利缺乏,无人照料成为约束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国家卫计委 2015 年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因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家庭占到 60.5%。当前中国的托幼服务存在总量不足、结
3、构失衡、质量不均、服务僵化等问题,面向 03 岁婴幼儿的托育机构基本缺失2。面对社会化托幼体系匮乏、质量参差不齐、收费高昂、社会信任度低的现实情况,老年人在孙辈的养育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隔代照料成为有效缓解婴幼儿照料“赤字”的重要方式,家庭支持逐渐成为年轻夫妇“二孩”生育决策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3。受传统家庭伦理影响,老年人照料孙辈(即隔代照料)非常普遍,在家庭婴幼儿照料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 年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数据显示,承担孙辈日常照料和教育的老年人比例合计高达 62.2%。关于中国城市家庭的调查显示,有超过一半的父母帮助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照顾孩子4。隔代照料在减轻育儿
4、负担和缓解育儿焦虑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5-6。隔代照料可以为子女减轻家庭负担,还能让子女有更多时间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为大家庭产生更多收益7。祖辈隔代照料会显著增加中青年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 13%21%和周平均工作时间 57.3 个小时,且对城镇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更大8。在欧洲,大约一半左右的祖父母照料孙子女9,美国每 4 个 5 岁以下的儿童就有 1 个由祖父母照料10。多源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儿童照料的社会化程度比较低,尤其是留守家庭的儿童照料更是以隔代照料为主,祖辈支持成为我国目前弥补儿童照料赤字的主要途径11。隔代照料不仅可以缓解儿童“照顾危机”,而且对老年人生活质量也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表
5、明,隔代照料与老年人的年龄认同显著正相关,相比于没有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年龄认同更积极12。含饴弄孙也是传统家庭伦理下老年人享受天伦之乐的一种方式,照料孙子女成为老年期社会角色缺损后的重要角色补偿,可以维持家庭成员对他们的持续认同和增强他们的幸福感13。照料孙子女让老年人感到老有所为,养成更积极的生活方式14,而且通过与孙辈互动有助于增加老年人生活的希望与目标15。随着隔代照料强度的增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由于照料孙辈的流动老人面临城市生活适应难题,巨大的生活融入压力对他们生活满意度会产生很大影响16。老年人隔代照料受到自身社会角色、参与社会活动以及家庭成员在内的其
6、他人的相互作用影响。依据代际交换理论,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动因是希望换取子女日后的养老支持。在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保障不断健全的背景下,社会化养老支持客观上对这一代际交换模式带来冲击,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是否影响老年人照料孙辈的行为,这一话题值得深入讨论。随着老龄健康生活理念普及,基本公共服务不断完善,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积极性和可及性也在提升。在社区参与的实践中,老年人已成为积极且重要的力量。理性选择理论把社区参与视作为理性经济人生产分享公共产品服务的机制。如果参与能够为自身带来效用,并满足“效用最大化原则”,那么居民就有参与的动力和积极性17。研究表明,社会活动参与对老年人健康具有积极正向影响
7、,参与社会活动可以显著、稳定地预防失能18。在退休之后,受到身体条件限制和心理因素影响,老年人大部分时间会选择在居住场所及周围度过,邻里关系成为影响老年人精神健康和晚年幸福的关键因素。在整个社区网络中受欢迎程度越高,老年人在社区核心交往圈子融入程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相应就会越高19,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有助于塑造融洽的邻里关系和提升社区融入感,进而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外)祖父母是老年人一项重要家庭角色,社区活动参与也是老年人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角色压力理论和角色扩张理论视角下20,老年人面临照料孙子女、社区活动参与等多重角色,多种角色之间是互为促进亦或是此消彼长,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在理论分
8、析基础上提出相关研究假设,结合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微观数据,分析老年人社区活动参与、保障水平与隔代照料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深化关于社会活动参与、保障水平与隔代照料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中国社会过去几十年的变革虽然带来居民家庭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但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21。代际交换是家庭长期以来存在和延续的重要基础,代际关系视角是研究家庭和老年人行为选择的核心视角。费孝通认为中国的亲子关系是一种均衡互惠、双向交流的“反馈模式”22。根据代际交换理论,老年人抚育孙辈也是一种代际交换,老年人通过为子女养育孙辈,即对子女的付出来
9、换取子女日后的养老照料。因家庭核心化、家庭成员居住半径扩大,以及传统孝道衰落等因素影響,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扩大和给付水平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子女养老23,不仅减少了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同时也弱化了老年人的子女养老观念24。子女远距离的地域流动在时间和空间上使亲子之间的相互照料愈发困难25。随着老年人社会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增强,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提升,但是当老年人承担多重角色时,可能会引起角色冲突,隔代照料会增加老年人的生活压力,对其健康有消极影响7,而社区活动参与可以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其可能更倾向于较多地参与社区活动,从而可能对隔代照料形成“挤出效应”。基
10、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 1: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隔代照料起到了显著负向影响。假设 2:老年人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对隔代照料起到了显著负向影响。养老保险制度的普及使得老年人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一方面,良好的公共支持增强了老年人支持子女的实力和能力;另一方面,精神慰藉成为影响老年人养老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这也是家庭养老的独特优势和宝贵价值。调查发现,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心理慰藉、情感支持作用十分重要且无法替代26。通過分析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家庭凝聚力的现状、特点及相关因素,发现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导致家庭功能的衰落,代际之间在日常照料、经济支持、情感慰藉等方面依然存在密切的互动25。家庭
11、收入水平和自评经济压力对于老年人隔代照料具有显著影响,由于子女自身经济与工作压力,面对相对高昂的育儿经济成本与机会成本,从而将照料下一代的责任托付给祖辈。面对社会化托幼体系匮乏,且质量参差不齐,隔代照料成为许多家庭抚育婴幼儿的现实选择,老年人稳定的养老金等社会支持也为照料孙辈创造了条件。以家庭责任为主导的家庭伦理观念影响下,老年人以维护和促进家庭延续与发展,承担起了无条件的、无限的相互照顾扶持的责任与义务27。(外)祖父母抚育孙辈的意愿从处于压力之下的“不得不帮”“难以拒绝”,到“积极投入”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清晰边界28。从老年人自身来讲,隔代照料需要老年人保持生理及心理健康,否则“心有余而
12、力不足”,难以适应独立式的高强度孙辈照料。而诸多研究表明,社会活动参与可以较大程度地影响老年人身体健康29。参与持续性的社会活动或参加社会职能显著降低老年人的失能风险30-32。基于此,保障水平和社区活动参与可能对老年人照料孙子女产生积极效应,这里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 3: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隔代照料起到了显著促进影响。假设 4:老年人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对隔代照料起到了显著促进影响。有研究认为,老年人帮助成年子女照料孩子是作为一种无私的付出和体现长辈对子女、孙子女关爱的一种方式,是我国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父慈子爱、代际和谐的表现,是一种家庭中利他主义的体现33。老年人退休后为子女提供帮助可以继续
13、证明和体验其自身价值,减少退休带来的失落感,而且合住家庭更适宜于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寻求价值寄托34。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是出于“利他主义”精神,是对家庭的无私奉献,未把自身条件和能力作为主要的考量因素,具有强大的抗逆力性和适应性的家庭凝聚力与深厚的文化积淀超越了现代化的作用25。家庭现实负担、家庭延续以及未来发展成为老年人自身时间、经济等资源配置的重点。按照这样的理念,可以得到相应的研究假设:假设 5: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对隔代照料不存在显著影响。假设 6:老年人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对隔代照料不存在显著影响。当前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比较突出,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社会保障给付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社
14、区治理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也存在城乡差异。总体而言,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偏低,家庭保障和代际互助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农村进城务工群体规模庞大,导致出现留守儿童、老人农业等现象。相比较城镇家庭而言,农村老人与子女居住距离更为接近,代际互动可能更为密切。按照中国传统家庭性别分工观念,女性被赋予负责家庭内部事务的角色,可能有更多女性参与到隔代照料中来。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 7:社区活动参与和保障水平对隔代照料的影响存在城乡、性别差异。三、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一)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该调查为全国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15、,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共同开展。2014 年的CLASS 基线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方法,调查范围涵盖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地区、西藏、海南和新疆)。此次调查采用入户面访的方式,以每个SSU 地图地址为抽样框,抽取相应的家庭户。在每个家庭户中再对 60 岁及以上的老人进行1 次户内抽样,选定 1 位受访者并进行访问。老年人个人问卷集中收集了 60 岁及以上老人的婚姻、健康、养老规划、经济状况、家庭与子女等方面的信息。本研究主要使用 2014年老年人个人数据信息。(二)变量界定与模型设定本文因变量是指老年人隔代照料状况。本文选取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频率来
16、定义隔代照料。通过对问卷中“过去 12 个月里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频率”这一问题进行考察,该变量为分类变量并分别赋值。以“很少或者没有”为参照,取值为 0,对“大约每月 1次、每月几次、每周至少 1 次、每天有段时间但不是全天、每天从早到晚”依次进行取值。尽管因变量隔代照料是取值为 05 的有序分类变量,但因为分类相对较多,如果采用有序多元 logit 模型将使得实证过程和结果解释变得复杂。随着有序分类变量、因变量等级数的增加,logit 模型回归和最小二乘法 OLS 线性回归的差别越来越小35,尤其当因变量的类别数达到 5,即可考虑使用线性回归的分析方法36。本研究将老年人隔代照料视为连续变量
17、进行线性回归。本文从经济收入方面衡量老年人保障水平。家庭供养、自我保障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是构成老年人经济保障体系的三大支柱。不过,一方面,社会养老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家庭养老,对城镇老年人而言,社会养老保险挤出了子女对老人的经济供养37;另一方面,由于子女对老人的经济供养不固定,经常以实物方式呈现,难以货币化准确衡量。随着全民参保和城乡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给付水平提升,社会养老保险等社会化转移支付收入在老年人全部收入中占比越来越高。CLASS 问卷中“您最主要的两项生活来源”这一问题,首先选择“自己的离/退休金/养老金”“政府/社团的补贴/资助”这两项占到总样本的 64.3%。基于此,本研究选择从老
18、年人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情况、老年人自身经济状况两个方面衡量其经济保障水平,进行回归分析时对其进行转换自然对数,以消除异方差等问题。本文另一个解释变量为社区活动参与。采用 CLASS 问卷中“在过去 3 个月内,您是否参加过以下这些活动?”,包括“社区治安巡逻”“照料其他老人”“环境卫生保护”以及“从未参加过”等 10 个选项。本文选取是否至少参与一项社区活动作为老年人社区活动参与的代理变量,该变量由社区活动参与变量处理得到。以老年人没有参与社区活动为参照,设置一组分类变量予以考察。如果社区活动参与与隔代照料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会导致 OLS 回归结果有偏。关于内生性问题,一般使用工具变量法(
19、IV)。工具变量的选取需要满足与所替代的内生变量高度相关,同时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的两个基本原则。基于此,本文选取所在社区是否有活动场所/设施作为工具变量。其一,社区拥有活动场所/设施也为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提供了客观条件,继而会通过老年人社区参与影响隔代照料。其二,社区内活动场所/设施是外生变量,通过其他途径影响老年人隔代照料的可能性较小,满足工具变量选取的排他性假设。参照 Fan 等(2007)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38。第一阶段使用 OLS 方法,用是否有社会活动参与作为因变量,工具变量与其他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在第二阶段用第一阶段得到的社会活动参与的预测值替代实际的社会活动参与变量,再
20、进行回归。对 2SLS模型进行异方差稳健的 DWH 检验,得出 F 值为 1.466,P 值为 0.226,即通过了模型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基于此,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模型设定为:Yi=+Xi+Si+ijZij+i其中,Yi 表示老年人隔代照料情况,Xi 表示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情况,Si 表示老年人社会保障待遇给付水平,Zij 表示为一组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选择控制老年人的年龄、性别、户口、受教育程度、自评健康状况等变量。四、实证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在同一时间照料多个孙子女的老年人,由于涉及与不同子女间的代际关系、资源交换等,其隔代照料行为发生及其强度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在
21、此部分的分析中,将在过去 12 个月内同时照料多名孙子女和不照料孙子女的老年人样本删去,仅保留照顾一个孙子女的老年人,便于考察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社会保障水平与其隔代照料的关系。表 1 给出了各个变量的说明与统计描述。表 1 显示,老年人隔代照料水平的平均得分为 0.56(取值范围为 05)。解释变量方面,有社区活动参与的老年人比例为 26.10%,63.80%的老年人居住社区有社区活动场所/设施,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取对数)的平均值为 6.45(取值范围为 310.78)。本文通过双变量分析法,对不同經济社会人口特征的老年人隔代照料状况进行比较分析(见表2)。结果发现,不同社区活动参与状况、居
22、住社区活动场所/设施供给、社会保障给付水平、个人收入情况、性别、居住地的老年人,在提供隔代照料方面均有显著差异。本文进一步利用回归分析,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揭示社区活动参与、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对老年人隔代照料状况的影响(见表 3)。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小于5,即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对老年人隔代照料具有正向影响。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取对数)每增加一个单位,老年人隔代照料增加 0.038 个单位,即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假设 2 和假设 4。一方面,在家庭责任伦理作用下,老年人与子女间代际交换仍然存在双向互惠的特征,同时呈现出代际支
23、持从父母流向子女的西方接力型代际关系特点。随着老年人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等公共支持体系的日益健全,增强了父母对子女支持的实力和能力。另一方面,面对托幼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严重匮乏,市场化托幼机构费用高且质量良莠不齐,在激烈社会竞争中子女又面临不小压力,由父母照料孩子不仅是家庭的依靠,也是老年人积极“帮衬”子女,维护家庭发展的责任体现。社区活动参与对老年人隔代照料未具有显著性关系,即假设 5 通过验证。一方面,适当的社区活动参与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社区归属感和丰富老年生活,可以通过力所能及的活动参与继续体现自身社会价值,而这些活动无论是在身体还是精神上对老年人健康具有积极作用。不过,如上文分析,健康是老年
24、人进行隔代照料的一个约束条件,但可能不是必要条件。在家庭伦理和子女现实条件下,可能面临健康风险或者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也经常面临“难以拒绝”甚至“不得不帮”。另一方面,社区活动参与具有自发和志愿性质,活动本身具有较大弹性,参与者拥有较高的自主性,老年人在参与社区活动的同时,在时间精力分配上会避免与照料孙辈发生冲突,可以将社区活动参与和隔代照料有效地结合起来。控制变量方面,性别和自评健康状况对老年人隔代照料无显著影响。非农户口与农业户口的老年人相比,较少地参与隔代照料。受教育程度方面,拥有高中/中专学历的老年人与不识字的老年人相比,会更多地进行隔代照料,其他受教育程度水平对隔代照料的影响均不显著。
25、年龄阶段对老年人隔代照料具有显著关系,总体上看,低龄老年人是进行隔代照料的主体,随着年龄增高,老年人进行隔代照料的比例会随之降低,尤其是对 75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更为明显。表 4 报告了老年人隔代照料状况的分群体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社会保障给付水平、社区活动参与对老年人隔代照料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保障水平与社区活动参与对非农业户口老年人隔代照料均有显著影响,而保障水平仅对农业户口老年人隔代照料存在显著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农村老年人由于家庭经济能力、社会保障给付水平低,在子女外出务工后依然从事农业生产、打零工等经济活动,对隔代照料等家庭事务形成一定冲击,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可以形成收入支持效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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