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村民“涉恶犯罪集团”背后的墓地生意.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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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贵州村民“涉恶犯罪集团”背后的墓地生意一束白幡代表着一座坟墓,构成大方县林间的“坟山”盛景。摄影/本刊记者 黄孝光森林覆盖率接近 60%的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曾获评“中国最美风景县贵州十佳”。不过,如今在大方县的部分青山中,漫山遍野的墓地成为无法忽视的“一景”。5 月末,两起涉恶案件的宣判,打破了大方县的平静来自九层衙村滥泥组的 30 位村民和红星村黄河组的 10 位村民,因为阻止他人埋坟而被判刑。发生在九层衙村滥泥组的这起案件,于今年 5 月 18 日一审宣判,30 位村民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涉恶犯罪集团”。被判刑村民中,60 岁以上的有 11 人,其中年龄最大者已 79岁。“根据一审查明的事
2、实,2004 年时任滥泥组小组长段永全通过村委承包了滥泥组的荒山,之后多次把承包的荒山转让给别人建坟;村民不服,认为荒山是集体的,便纠集多人,通过堵坟来谋取利益。”大方县人民法院办案法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滥泥组30 个村民在 2011 年到 2018 年期间,趁外村人到村中荒山安葬死者之机,实施了 14 次敲诈勒索,累计获利约 14 万元。滥泥组村民的堵坟行动持续了 7 年之久。宣判后,部分被告人家属提起上诉。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堵坟事件背后的利益交织,远比判决书呈现得纷繁复杂。坟头上的交锋大方县至今没有火葬场。该县民政局局长张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因为群众举报、环保督察等原因,大方县火
3、葬场选址变更多次,历时多年至今尚未建成。因不具备火葬条件,当地仍然实行土葬,县城或周边缺乏土葬条件者,纷纷将墓址选在大方县的大山中,距离县城不远的九层衙村尤其受到青睐。“外人”纷纷来村里下葬,成了当地村民堵坟的源头。“我们这儿有个风俗,埋坟是看好时间的,过了时间不能下葬,会被认为非常不吉利。滥泥组村民就抓住逝者家属的这个心理,要求对方必须拿钱才能下葬。”大方县人民法院办案法官表示,这些村民从一开始便形成了明确的分工,从巡山、堵坟、议价到记账,均有专人负责;他们还购买了摄像机、录音笔等作案工具。一审法院 287 页的判决书,详细还原了滥泥组村民堵坟时的激烈场面。外村人彭兴华曾花费 8600 元向
4、九层衙村大坪组村民购买了两个坟地。2011 年 12 月 16 日,彭兴华在荒山安葬其母时遇阻,滥泥组村民坚称,埋坟所在地属于滥泥组而非大坪组的地盘。彭兴华家属一度跪地求饶,直到大坪组向滥泥组交出 8600 元才得以下葬。根据滥泥组村民张明军的记录,事后参与堵坟人员每人分得 100 元或 200 元的“误工费”,剩余钱款则用来购买了一台摄像机,供今后堵坟时取证使用。这是滥泥组村民的首例堵坟行动。判决书记载,他们在分钱时达成一致意见:“荒山是集体的而非段永全(村小组长)的,段永全卖地给别人,大家没有分得钱,应团结起来去阻攔。”几乎每次堵坟都会酿成暴力冲突,当地派出所为此频频出警,居中调停。201
5、1 年末,第二起堵坟事件发生,因为被堵坟地是段永全所售,段永全一方也到了现场。混乱中,段永全儿媳张莉打伤了参与堵坟的村民李平。后经法院判决,段永全家赔偿了李平 3000 多元医药费。大方县公安局对张莉作出罚款 200 元的处罚。“他们连公安局的人都敢敲诈。”一位买坟者在证词中提道。多名公职人员也出现在村民的堵坟名单中,例如原大方县看守所所长王某忠、原大方县城市管理局局长何某涛、原大方县供电局局长尚某生、原大方县城乡环境保护局局长郑某才等。判决书提到,郑某才生前在滥泥组荒山修建了活人墓,因担心死后不能顺利下葬,曾主动请村民吃饭并缴纳12800 元。滥泥组村民的堵坟行动持续了 7 年之久,最终在刘
6、兴君事件中“出事”,继而引发牢狱之灾。刘兴君家在滥泥组的坟地,是段永全父亲段友明所赠。“他们专挑下葬的时候来堵。”刘兴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9 年我母亲过世埋葬在那里,没有人过问;4年后我在母亲坟墓旁边修建父亲的坟墓,同样没有人阻拦;直到 2018 年 6 月我父亲去世要下葬,村民才不准我们下葬。”刘兴君表示,村民以其埋坟地点占用了滥泥组集体荒山为由,索要 12800 元。当时,有村民跳入坟井,撕扯过程中意外受伤,矛盾进一步激化。后来,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派出所的人赶到现场协调,几名逝者家属也下跪求情了,但仍无济于事。判决书显示,参与堵坟的村民段习友辩称,村民是在打架时被推入坟井而非主动跳下
7、去:“我们认为刘家过分了,所以不管他们给多少钱,我们都不同意下葬。”错过吉时的刘兴君,后来向段永全之子段勇租了一块临时场地放置棺木,租金每月2000 元,看管费每天 500 元,至今未能将其父亲正式下葬。事后,他向办案机关举报参与堵坟的村民,认为村民是实施敲诈勒索的黑恶势力。警方介入后,于 2019 年将参与堵坟的 30 名村民分批带走调查。今年 5 月,大方县法院经开庭审理,将涉案村民认定为“涉恶犯罪集团”,将其区分为首要成员、重要成员和一般成员,并以敲诈勒索罪和非法拘禁罪,判处 30 位村民 1 年 6个月至 8 年 6 个月不等的刑罚。就在滥泥组村民涉恶案宣判后的第三天,红星村黄河组村民
8、涉恶案也开庭了,黄河组10 个村民同样因堵坟犯敲诈勒索罪,而被判刑。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当地已对此案进行了宣传报道:“段习友等犯罪嫌疑人长期在大方城郊一定区域内利用家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群众,其犯罪行为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村干部的墓地生意九层衙村位于大方县城东南面约 5 公里处,下辖滥泥组、水坝组等 8 个村小组。官方资料介绍,九层衙村 2000 年退耕还林 1100 亩,实施“天保”工程 461 亩,森林覆盖面积达 90%以上;村中有两座人工水库,是县城的重要水源地,能够满足全县全年的饮水需求。进入九层衙村地界,沿途坟墓随处可见,随机走入一条
9、林间小道,总能看到梯田式分布的坟山。站在高处望去,山间飘扬着无数白幡,那是各家扫墓时挂上去的。“秋天叶落后更加壮观,漫山遍野都是裸露在外的坟墓,天色一黑小孩就不敢出门了。”滥泥组村民张明祥说。一位在大坪组购买了坟地的大方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九层衙村除了“风水好”、离县城近,荒山也比较多,于是成为当地人建坟的热选之地。据张明祥了解,过去大方县人相中某块坟地时,“送一条烟、一瓶酒或一包白糖就能搞定,不会有人过问”。然而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伴随坟地资源的减少,死者下葬也面临“人多地少”的窘境,坟地逐渐由赠送演化为金钱交易。而今坟市水涨船高,单座坟地价格已从 21 世纪初的两三千元涨至 8000
10、元以上。因为有利可图,前述被判刑的滥泥组村民中,亦有人在自家林地卖坟。张明祥对此并不讳言,不过他强调,在九层衙村卖坟一事上,占大头的是村干部。2000 年 9 月,时任陇公村水坝组(现九层衙村水坝组)组长的陈生明,联合陇公村大坪组组长吴清友和大坪组村民吴清连向陇公村村委承包了 250 亩荒山,承包期限为 50年,承包费用为一次性支付 3750 元。2004 年 6 月,时任陇公村村主任的陈生明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将滥泥组 150 亩的荒山出让给滥泥组小组长段永全及其子段勇,出让年限为 50年,出让价格为 3000 元。两份荒山承包合同均载明,若有人需在承包区域内葬坟,须经甲方和乙方的协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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