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抗击疫情重要的制度优势.pdf

1、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抗击疫情重要的制度优势张思平最近中央发出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文件，提出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从文件本身来看，很多的要求和原则前些年都已经明确了很多次，在基本理论和重要政策方面很难说有重要的突破。但是，在我国还处于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在疫情过后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严重挑战的背景下，在构建“十四五”改革的基本框架时，中央重申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从六大要素的配置方面提出进一步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对当前正确认识我国抗疫取得的成绩，对如何应对未来国家面临的挑战，对进一步明确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很有必要，也很有针对性。一、市场化改革和

2、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我国抗击疫情的重要的制度优势从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到现在，在近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我国取得了“武汉”阻击战和全国抗疫的阶段性成果，基本上控制了新冠疫情在国内大规模传播，经济复工复产正在抓紧推进，保障了社会稳定和基本秩序，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都正在按照国家的部署，逐步走向正常化。我国抗疫取得的重要成效是我国制度优势的突出体现，抗疫过程中最能体现我国制度优势的，是党的领导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我国取得抗疫成果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保障。但是从经济制度角度来观察，什么是我国抗击疫情的制度优势呢？前段时间国内有些舆论认为“回顾总结我们这场抗疫取得的经验，完

3、全可以说是计划经济救了我们祖国”，还声称“发展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才能战胜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等。这种观点是不符合我国抗疫的实际的，是错误的。市场化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及民营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的繁荣发展才是我国取得抗疫成果的最重要的经济制度的优势，主要有三条理由。一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 40 年改革开放形成的经济实力，是抗击疫情取得成效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抗击新冠疫情是对我国卫生医疗能力、药用物资的供应能力以及人民群众必需生活品保障能力的重大考验。在为期几个月的抗疫过程中，不仅需要消耗大量的医用设备和物资，需要强有力的医疗卫生能力的持久支撑，更需要解决武汉“封城”和全国各地在较长时期经济社会

4、活动暂停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保障和供应。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保障能力作基础，这场疫情所带来的灾难和人民付出的代价是难以想象的。40 多年来，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使我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经济实力大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人均 GDP 达到 1 万美元左右，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消费品的丰富程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现代交通基础设施保障水平和现代物流供应体系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我国形成了比较强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防疫能力等，都为这次武汉“封城”后抗疫取得显著成效，减少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

5、，保持社会稳定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试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市场化的改革奠定这样的物质基础，在 40 多年前武汉人民每月半斤肉、两斤鸡蛋的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如果遇到这样的疫情，将武汉“封城”两个多月，我们的抗疫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因此，我国武汉“封城”后取得了抗疫阶段性成效的事实证明：并不是“计划经济救了我们的祖国”，计划经济并不是我国在抗疫过程中显示的制度优势，而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是我国抗疫过程中彰显的制度优势。二是民营经济在抗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经

6、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国有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保障城市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民营企业在武汉、湖北及全国抗疫过程中则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以深圳的民营企业在这次抗疫中的贡献为例：在武汉这样的上千万大城市“封城”后，在全国人民几乎都在家中的时候，是以顺丰快递为代表的、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我国现代物流供应链企业的上百万“快递小哥”为市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在防疫抗疫和控制疫情大规模传播过程中，是以腾讯为代表的、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互联网企业，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在疫情的排查、隔离、预防等基本环节中发挥了巨大的技术平台支撑作用;以深圳的迈瑞公司为

7、代表的一大批民营医疗设备制造企业在呼吸机、检测器等大量的医疗设备的生产供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在抗疫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并不能证明“发展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才能战胜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根据自身的功能优势，在抗疫中都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由于民营经济在经济总量和服务行业中占优势地位，因此民营经济在抗疫过程中所发挥的是基础性的重要作用。抗击疫情的实践证明，中央“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三是市场机制在抗疫物资的后勤保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年初全国经济运行和社会活动几乎处于暂停期间，无论是武汉防控阻击战，还是全国实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实际上都

8、是打的后勤保障战。在防疫过程中，对医疗物资的保障，国家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集中调拨的方式，用行政手段保障抗疫救灾的一些急需，对于我国取得抗疫成效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迅速扩大各种医用物资的生产能力和保障能力方面，市场机制则发挥了主导作用。从 1 月 23 日武漢“封城”之日起，深圳的比亚迪和一大批民营生产企业和供应链物流企业，利用民营企业对市场信息的高度敏锐、决策迅速、机制灵活多变等体制机制方面的优势，靠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一方面，迅速在全球采购大批的口罩等医疗急需物资，另一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千方百计地快速生产或转产口罩、检测器、呼吸机等抗疫医疗物资，其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是国有企

9、业在现有层层审批、决策缓慢的体制机制下难以比拟的。民营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对抗疫物资的紧急采购，满足了我国抗疫初期对医用物资供应的急需;民营企业快速地、大规模地扩大抗疫物资的生产能力，不仅保障了我国抗疫的需要，而且也出口全球，对全世界抗击新冠疫情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上述我国抗疫取得显著成效的实际经验来看，不是计划经济救了中国，也不是发展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才能战胜新冠疫情。恰恰相反，是改革开放 40 年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救了中国，是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有多数的民营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救了中国。因此，总结我国这次抗疫过程中的成绩和经验，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不是重新回到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老路上去，而是

10、要更加坚定市场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进一步发挥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形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二、坚持市场化改革和坚定不移地发展民营经济，是应对新冠疫情引起的国际环境变化的基本方向当前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疫情基本上得到控制，经济社会的正常秩序正在有序恢复，但全球的新冠疫情还在发展之中。由于种种原因，疫情之后我国的外部环境和世界经济格局将产生重大变化，目前各方面正在研究讨论中国与世界经济脱钩，以及如何应对疫情之后我国外部环境的变化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

11、和工作准备。关于中国经济与美国及西方经济脱钩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笔者初步有三点基本判断。一是中国与美国及一些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脱钩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从 2018 年经贸摩擦开始，两年来，国际的产业链、供应链实际上已经在调整，在这次调整中，美国及一些发达国家考虑到自己产业的独立性和安全性，已经开始将一些制造业从我国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我国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与世界经济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中国与美国及一些发达国家完全脱钩，会使各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付出巨大代价，而且美国企业在脱钩过程中也要付出大量的投资重建产业链。因此，在新冠疫情

12、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冲击的未来几年，完全“脱钩”恐怕是难以做到的，也是不大现实的。三是经贸摩擦以及这次疫情的影响将使中美关系将进一步恶化，全面遏止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各方面的共识。因此，未来中美在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将是局部的、逐步的脱钩，甚至中美之间发生 30 年来新的“冷战”恐怕是难以避免的。如何应对未来中美关系脱钩及外部环境的恶化，是关系到我国未来国家改革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在全球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之后，对于我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不管是全面脱钩，还是局部脱钩;不管是近期脱钩，还是长远脱钩;不管是迅速脱钩，还是缓慢脱钩，都必须面对两个重大问题，做出两大决策：一是与美国及一些发达国家经济体脱钩后，我

13、国是回到封闭环境下，走自力更生、计划经济的发展老路，还是继续坚持市场改革方向，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二是与美国及一些发达国家经济、科技脱钩后，我国是回到传统的公有制的发展之路，还是继续坚持“两个坚定不移”，继续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走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之路？笔者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脱钩后，我国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重新回到 40 年前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 40 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计划经济肯定是死路一条。但是，如果疫情后出现进一步强化政府的作用，强化国有企业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削弱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进一步恶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现象的话，则可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灾

14、难性的影响，使市场化改革出现倒退和反复。这几年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民营经济发展实际上已经挨了“三刀”，伤痕累累，受到了重创。第一刀是 2018 年的金融去杠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目标都是正确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偏差，金融去杠杆本来应该降低地方债务，降低国有企业负债率，但实际操作中却降低了民营企业的杠杆率，出现了对民营企业大量的断贷、限贷，造成了民营经济发展危机和证券市场波动，不少民营上市公司面临着股权质押被“平仓”的危险，引发了2018 年我国经济的持续下滑。第二刀是 2019 年经贸摩擦的升级。由于受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回落，外贸出口下降，

15、部分外资制造企业外迁，使大量中小民营经济继续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挣扎发展。第三刀是新冠疫情的冲击。新冠疫情下，在服务业、制造业领域的大量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着生存危机，即使是深圳一些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也难以为继。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格局中占有“5、6、7、8、9”的主体地位，未来如果在我国经济恢复过程中，民营企业不能尽快恢复生机并得到相应的发展，失去了国民经济中“5、6、7、8、9”的地位，那么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将逐渐消失。从一定意义讲，疫情过程中和疫情过后，民营经济的发展状况是决定我国未来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因此对当前在疫情中求救的企业，应该首先坚定不移地救民营企业，疫情后恢复和发

16、展经济中，应坚定不移地支持发展民营经济，使我国经济始终充满活力和希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当前恢复经济过程中，要特别警惕出现新一轮“国进民退”的趋势和格局。国有企业由于有着政府的背景和国有资产整体实力的优势，有着金融体系的支撑，无论是在疫情发展中，还是在疫情过后的恢复和发展上，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都占有明显的优势。最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采取加大投資，发展“新基建”的刺激政策来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新基建”的方向是对的，通过加大投资启动和刺激经济，是当前全球应对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的普遍应对之策。但是，在开展大规模“新基建”的过程中，既要支持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处于产业链上游行

17、业的、具有垄断和优势地位的国有企业的发展，更要支持在产业链中下游，在大量的竞争性领域，尤其是在支撑我国就业的服务业领域的大量民营企业的发展，使疫情之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得到相应发展，共同支撑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避免 2008 年我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出台的“4 万亿”刺激计划，带来的“国进民退”趋势的再次出现。近几年来，在金融降杠杆、经贸摩擦以及当前疫情复工复产的过程中，深圳已经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势，在大量民营企业包括上市公司遇到特殊困难之际，国有企业在政府、银行的支持下，在资金方面具有民营企业难以比拟的优势。为此，不少民营企业天天求着国有企业去投资、去收购、去持股

18、，以在危机中求得生存。而国有企业也凭借着自身的资金优势，利用直接投资和各种基金平台，大量投资参股、持股、控股竞争性领域优秀的民营企业，给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优化结构带来新的一系列的问题，显现出“国进民退”的普遍趋势和现象。在未来刺激经济恢复和增长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避免出现疫情之后进一步强化国进民退的格局，进一步夯实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三、国有企业改革是“十四五”我国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关键领域和突破口“十四五”是在我国遇到新冠疫情，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下起步的，贯彻十九大精神，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应该成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基本方

19、向和基本原则。而要贯彻好中央近期下发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涉及的改革面很广，需要做的事很多。笔者认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是深化“十四五”市场化改革，完善要素市场配置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决定性作用的一项最重要、最困难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自从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以来，已经过去 7 年了。从目前的资源配置的现实来看，各级政府手中仍然掌握着各种各样的大量的生产要素资源，政府在配置这些资源时，大体上采取了三种基本方式：一是直接通过政府财政、发改委、国土等

20、有关部门用行政手段配置给有关市场主体;二是政府有关部门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争的市场化的方式，基本实现资源要素的市场配置;三是政府通过国有企业这个平台、载体和工具，把大量的各种生产要素配置给了国有企业，以实现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等各种目标。在这三种配置方式中，各级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的平台和载体，在某些领域把大量资源配置给国有企业是主要的和基本的。因此，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除了通过改革逐步减少政府手中掌握的各种要素资源外，关键是加快以政企分开为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国有企业自身的布局调整，解决好各级政府配置资源中把国有企业作为平台和载体的问题，为各种经济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资

21、源配置方式上，政府后退一步，中国经济生机勃勃;在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关系上，国有经济后退一步，中国经济海阔天空。这些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的平台和载体，把大量的资金、土地、优惠政策、特许经营权等生产要素配置给了国有企业，虽然部分实现了政府的有关目标，但都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影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了在相当多领域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剧了“国进民退”的趋势。因此，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来，中央一直把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的改革作为我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这些年来国家有关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确定了许多国企改革领域的试点，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中，

22、关键环节仍然还有待于突破。正如刘鹤同志前年所讲，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要突出重点，“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因此，“十四五”期间如何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是我国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重大改革。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制订未来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期待着未来三年国有企业的改革能够有真正的突破性进展。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涉及面很广，笔者认为择其要者，最重要的是在政企分开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方面要有突破，从而为我国创造以“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监管中性”为标志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供基础。实际上，从 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以来，政资分开、政企分开一直是国有企业改

23、革的基本方向，但至今为止，政资分开、政企分开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尤其是这几年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政企关系、政资关系的改革出现了停滞，个别方面甚至出现反复。在国有企业布局调整方面，中央一再强调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把国有资产主要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这也是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又重申了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这些基本原则。但截至目前，國有企业“战线过长，行业过散”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近两年在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特别困难之时，国有企业通过投资和各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形式，大量投资参股、控股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正常机制并没有完全形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格局也没有真正形成。因此，在“十四五”的深化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期待着国有企业在政企分开和布局调整上能真正实现突破，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成熟和完善。（本文摘自作者在 2020 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