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与城市治理能力提升研究.pdf

1、电视问政与城市治理能力提升研究【摘 要】本文以西安市问政时刻为例，分析了西安市电视问政之于城市治理能力提升的成效，探讨了西安市电视问政之于城市治理能力提升的困境，提出进一步完善电视问政、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对策建议：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政府回应能力;完善参与对象，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健全监督机制，提升政府监管能力。【关键词】电视问政;城市治理能力提升;问政时刻一、问题的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投射到城市，即推进从城市管理向治理的转型升级。城市，必不可少地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随着新媒体时代的迅猛发展，

2、作为治庸问责与改善民生的重要平台，电视问政应运而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西安市电视问政节目从 2016 年 4 月开始，目前已经播出 32 期，在改进政府工作作风、处理市民生活难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阶段也遇到了一些发展瓶颈。基于此，本文以西安市电视问政为突破口，探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电视问政发挥了什么作用？二是西安市电视问政之于城市治理能力提升的困境有哪些？三是提出以电视问政为契机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对策建议。二、西安市电视问政之于城市治理能力提升的成效问政时刻是由西安市政府和西安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时政栏目，于 2016年 4 月 8 日开始播出，时间固定在每月 8 号晚 8

3、 点。节目围绕西安市民在平常生活中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对相关责任部门进行问责监督。以“听民声，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察民意，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促整改，建立长效机制”为形式，构建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和党政界、知识界、行业企业界、媒体界“四界联动”交流沟通协商平台，成为探索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的重要载体。11、丰富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激发市民参与城市治理的热情电视问政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公民参政议政方式的封闭性和有限性，拓宽了公众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渠道，促进政府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方便市民表达意见、参政议政。不可否认，传统的公民政治参与方式在表达意见、拓宽渠道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4、义，但解决的问题仍然有限。西安市问政时刻通过市民反映的突出问题，以录像视频的形式表达出来，节目现场通过与政府官员面对面互动的方式获得最广泛地认知。由此，市民可以更加直观的理解社会问题和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是一大创新。2、提升政府的工作效能，增强了政府公信力公众和媒体通过舆论的力量，将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履行社会管理、开展公共服务过程当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向全社会公众予以通报，倒逼相关部门快速做出问题的整改措施，拿出应对意见。从图 2 可以看出，西安市问政时刻自开播以来，问责人数呈逐年增多，说明针对曝光问題，政府部门的问责力度也不断加强。西安市的首场电视问政于2016 年 4 月 8 日晚在西安电视

5、台现场直播后，引起了各界的认识和关注，当晚就有数百万的观众，首期收视率高出频道同时段平均收视率的 4 倍。3、增进市民对城市问题的理解，加强了官民的互动互信2018 年，西安市问政时刻共进行了 11 场电视直播，曝光问题数 115 个，事后问责相关责任人 549 名，收视份额创新高，其中观看直播的总人数达 900 多万人。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市民群众通过西安网专属网页、西安网新浪微博、拨打热线电话、“长安号”微信公众号等进行场外提问，同时还通过“无限西安”APP 方式参与场外表决投票。另外，西安网专属网页还开辟了“我来提问”、“网络调查”、“网络投票”等板块，方便市民在观看直播的同时，积极参与到

6、对热点问题的回应和测评中来。这些问政参与方式与新媒体的连接，通过网友常用的微信、微博等软件，进行形式的创新，拓宽了市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形式，更加便捷地了解政府的工作部署和动态，使得市民更加成熟理性地看待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治理理念，促进了官民互动互信，增强政府公信力。三、西安市电视问政之于城市治理能力提升的困境西安市委、市政府勇于革新传统治理方式，以电视问政为平台，引导市民积极参与城市治理，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尽管问政取得了一定实效，但是节目开展四年来，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和困境，限制了电视问政的作用发挥，距离政府达到善治的目标还比较远。1、问政内容缺乏公共性，城市治理资源协调整合难西安市电视问政的

7、每一期节目都需要大量的前期准备，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包括公共议题的选定、视频短片的拍摄、参政代表的报名产生等，然而尽管如此，电视问政曝光的问题还是与市民的公共需求存在差距。一方面，问政内容公共性不足，曝光的问题上升不到公共问题层面。图 2 可以看出西安市问政时刻曝光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医疗教育、工业化水平、交通秩序等 11大类，在各自领域内曝光的一些公共议题，如老旧小区改造难问题、工业废弃物排放问题、教育领域小升初问题等，经由电视问政环节的问询和报道后，政府层面进行专项整治并制定出台相关法律规定，最后以点带面，将规定范围扩大到整个行业。2然而，节目中播出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往往只是冰

8、山一角，主要原因就是受电视节目的能力和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选择议题时放大了特定群体的诉求和个体利益的问题。同时，为了提高收视率，电视台不得不选择一些群众呼声高、社会关切热烈的话题进行转播，这样的结果是可能限制了某些领域的问题的关注度。因此，要将曝光的问题上升到公共层面更大限度地符合公共利益，只有政府积极引导公众的选择范围，只有问题真正进入了政策程序，清除制度和体制机制性障碍，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才能得到切实解决。另一方面，问政内容不能充分体现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从问政时刻的节目参与者来看，公众的实际参与率比较低，他们普遍上都是通过观看节目曝光的视频录像，听取相关政府负责人的解释

9、后对整个政府施政行为进行打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整体的参与过程还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在明确了政府责任、获得了政府承诺后，需要进行整改的政策制定，正如前面分析的一样，造成问题的相关利益主体缺失，使得最终制定的决策缺乏共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因而出台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盲目性和非科学性，难以有效解决公共问题。因此，政府要在现场倾听多方利益群体的声音，既要考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又不能忽视局部利益。2、问政方式参与性不足，城市治理多元主体协同难一方面，相关主体参与的深度不够，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层次还比较浅。从现场发言情况来看，问政代表团中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言比较活跃，发言质量较高，能够提出高质量的

10、建议。然而，其他的市民代表在台上充当“看客”的角色，只负责履行举“哭脸”或“笑脸”牌的职责，全程无发言，更不能提供具有建设性、前瞻性的建议意见。从决策建议的有效性来看，每期直播都会邀请到来自西安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社会科学专业的专家学者们参与直播问政，针对相关质询和官员答疑进行提问和点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点评更多的是从学理的角度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所提出的建议缺乏实践经验的验证，实际操作性不强，使得问政代表的专业性和代表性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相关主体参与的广度不够，多元主体“共治”局面难以构建。从当前的电视问政来看，公共事务治理的广泛性还远远不够，如电视问政曝光的问题：打通断头路

11、问题、违规排污企业专项整治问题、假冒伪劣商品制造者等都属于问题制造者，作为当事人的他们理应出现在问政直播大厅，接受问询和发言。然而根据电视问政节目安排，这些被视为“问题制造者”的群体并没有被安排在直播现场，而是应然地呈现曝光问题，就出现问题情况对相关政府部门进行问责监督。同时，节目主持人对话语权的过分掌控限制了公众问政，主持人过多参与问责质询，不把话题抛回公众，就会剥夺公众问政的机会。3、问政程序反馈受局限，城市综合治理能力提升难问政结束后，政府有必要及时向市民公开问题整改情况，对政府施政情况进行通报，这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需要。同时，评价、反馈也是电视问政管理程序中的重要环节。然而，在这些方面

12、西安市电视问政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没有专门的渠道和程序获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西安电视问政上，问政曝光问题的处理进度流转到了哪个环节、是否被搁置、处理过程中是否遇到阻碍或引发出新的问题，这些进程中各个环节监控几乎是一片空白，无处查询。尽管在本期电视问政结束后，可以从下一期直播中了解曝光问题处理数目统计和问责人数，但是获取的信息并不完全，对问题整改的每一个环节进行监督尚未纳入制度性保障中。相关部门应该开发出专门的网站对事后问题整改的流程和环节进行公示、说明，有利于市民群众从宏观上、整体上把握。根据图 3 网络民意调查，存在 24.6%的公众对于电视问政节目存在质疑态度。另一方面，相关利益主体没有

13、建立一条可以在治理行动后对政府政策执行质量进行评价反馈的渠道。评价反馈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中心环节，公众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是否实现了公共利益最大化，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有必要在问政结束后建立一套更为精准和人性化的评价反馈机制，对政府在施政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评价监督，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建议。通过建立约束机制，约束政府的越位行为;建立监察机制，对政府的不作为行为进行监督问责。四、进一步完善电视问政、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思考表层的治理很难达到治理现代化水平，电视问政节目必须立足于提升政府治理绩效。只有切实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努力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才能完善电视问政，实现城市善治目标。

14、1、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政府回应能力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更多的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发展达到一个空前程度，各种治理问题也涌现出来，需要能够在原有治理的基础上，培育公民良好心态和精神风貌，即“公共精神”的塑造。培育公共精神、实现公共治理，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以电视问政为平台，对问政中暴露出来的公务员工作中出现的“慵懒散慢虚”“为官不为”等作风问题以法律的形式进行监督，积极回应市民关切的问题，做好后续整改工作，及时反馈整改进度和结果，塑正良好的工作风气。二是完善电视问政选题机制，将真正具有公共性的治理事务纳入公共讨论与对话中，最大限度地扩展公共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可以以电视问政为契机，在广大

15、基层社区举办一系列问政活动，将电视问政的范围延伸至基层，获取基层广大群众的支持和认，同时向市民传输公共理性知识和价值判断，帮助各利益主体正确认识自身权利与责任，发挥多元主体参与政治的内生动力。三是以电视问政引发的大讨论为契机创建公共领域，将非政府组织等一些具有自主性的现代公民社会社群组织纳入城市治理体系中。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统筹作用，该由政府负责的，要当仁不让，切实做好，不能缺位、错位;不该由政府直接插手的，决不能大包大揽，要支持社会组织和市民群众大显身手，自己解决。同时，要坚持依法治理，按规则办事，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协调各种关系。32、完善参与对象，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公民参与是

16、现代公共管理的重要特征，也是衡量政府治理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最大限度地调动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社会治理过程，形成社会良性互动、协同治理的善治局面，4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提升问政主体的综合素质。问政主体素质能力高低影响节目质量的好坏，之前的节目为了提高公正性，对于报名参与的民眾并没有过多的要求，只要报名，就可以到现场参加节目，对官员提出问题，这就导致了因问政主体素质不高造成的节目冷场、跑题的现象。因此，提升问政主体的综合素质，就需要对节目观众素质做出一定的要求，从文化程度、社会经验等多方面进行筛选，挑选素质相对较高，可以客观理性思考提出问题的公众到现场参加问政，杜绝因个人利

17、益和喜好置节目于不顾的现象。二是提升问政节目主持人对现场的操控能力。主持人在节目中代表媒体掌握问政的主动权，他们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引导问政的进程，分配表达时间，实现节目意图。这就要求主持人除了要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和媒体素养之外，对行政方面知识的了解也需纳入主持人评选的范围内，既要在提问时表现出技巧、深度，快速找出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途径，又要在突发情况时有手段、有魄力地加以调控，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带来负面效应。5三是拓展问政客体对象范围。电视问政节目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政府官员“红脸出汗”，而是要真正解决困扰百姓生活的现实问题。这些实际问题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把手”只是发号施令者，直接接触政策执行的情

18、况并不多，因而在面对公众质询中可能在现场不能给与公众满意的答复，所以也需要具体执行的分管领导和工作人员参加给与从旁解释、答疑。3、健全监督机制，提升政府监管能力电视问政只是权力公开运行的一个途径，若想真正做到约束权力、规范权力、扎紧制度的笼子，还需要建立健全与电视问政相配套的体制机制，才能实实在在解决问题。6一是健全行政问责机制。只有建立健全行政问责机制，才能保证政府在面对公民的诉求及意见时快速作出反应，并制定出相应的治理和服务措施，积极回应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难题。电视问政的最终目的不是“红臉出汗”，也不是说得到了政府官员的表态和承诺就告一段落，最重要的还是要看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相关责任人

19、是否被追责、群众对于整改结果是否满意。二是建立长效追踪机制。在节目现场曝光的问题都极具震撼力和视觉冲击效果，使得官员“红脸出汗”，在现场对领导和公众做出整改承诺，确定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针对这些承诺，目前电视问政只是在下期节目开播前五分钟对结果进行通报，缺乏长效追踪机制，应当不定期对之前曝光的问题进行“回头看”，通过采访或暗访的形式进行二次曝光，促进节目内容和监督机制的完善，防止官员开“空头支票”或为了应付下期节目虚假整改。【注 释】1 汪迎忠.协商式电视问政与城市治理能力提升以杭州文广集团我们圆桌会为例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8（08）111-115.2 新浪网.聚焦西安电视问政问政时刻

20、工作作风转变进行时EB/OL.https：/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孙柏瑛译.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8.4 燕继荣.协同治理：社会管理创新之道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思考J.中国行政管，2013（2）22-26.5 李立景.传媒化协同治理模式基于社会治理框架下的媒介形态分析J.宁夏社会科学，2018（03）218-226.6 吕德文.运用公开监督重塑治理生态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9（03）86-87.【参考文献】1 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治理的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 杨斌艳.全民动员：媒体参与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根基J.青年记者，2019（30）26-27.3 阳春花.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媒体参与公共政策治理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9（09）38-43.4 西安网EB/OL.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