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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近代江南庙会中的苦行王永吉 季曹丹 马昊天摘 要：在近代江南庙会中，长期存在一些以“吊肉香”“吊臂香”“肉身灯”“托香”“荡香炉”等为名的苦行行为，它们以“自虐”“自损”为特征，屡禁不止。综观苦行表演者和社会大众的言行，不难看出，这些行为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心理。社会伦理、宗教信仰与民间生活杂糅交融，使这些苦行行为被赋予了报答娘亲恩情、救赎罪愆、还愿等意义;对英雄主义的盲目崇拜使民众对这种苦行充满好奇和向往;而盛行于民间社会的迎神赛会为这样的表演提供了机会，在特有的庙会狂欢精神的刺激下，民众的苦行表演欲望发展到极致。关键词：近代江南;庙会;苦行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

2、1/ki.1672-3198.2020.18.0841 屡禁不止的庙会苦行苦行行为在江南各地的庙会中屡见不鲜，表现形式也大同小异。这种情况在近代尤其狂热。在苏州吴县迎神赛会上，有所谓“臂香者”：袒胸露臂，以铜丝穿过臂肉，悬铜锡香炉，烧旃檀其中，或悬巨铜钲，“皆重数十斤”，数十人振臂而行，“历远而弗坠”;湖州桐乡瘟元帅庙会上的吊臂香，用一只锋利的铁钩挂在左臂的皮肉上，底下挂一只廿几斤重的锡香炉，皮肉居然不断;另有一种挂肉身灯的人，赤膊，腰间前后左右插七八根竹子，每根竹子上挂一盏油灯，竹子的一端用钩子钉在人的身体上。上海赛会上的吊臂香，多以妇女和幼童装扮成罪犯，在锣鼓喧天中行进。其他江南各地庙会上

3、的苦行行为，基本也是这些类型。庙会活动现场往往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极易滋生祸端。1893 年上海城隍庙会上，吊肉香的少年行至县东地方，臂上之皮忽然破裂，炉堕于地，血流不止，该少年亦昏晕不醒。不仅吊肉香者会受皮肉之苦，参会者的狂热也极易引发踩踏事件。据 1933 年申报称，在常熟三月三日祖师山庙会上，在西门城洞内，发生了踏毙十数人之惨剧。更有好事者出于好奇，拉扯参加者手臂上挂着的香炉，以致发生意外。在清末上海的一次赛会上，就发生这样的事：一西人的鲁莽行为致苦行表演者皮开肉绽，鲜血横流，会中人打抱不平，各奋老拳，对西人痛加殴击。这些由吊肉香等苦行行为引发的社会问题，超出了统治者所能控制的范围，对当

4、时的社会秩序造成潜在威胁。鉴于此，自清末开始，每当赛会之际，江南多地政府大张告示，禁止苦行表演之俗。上海城隍庙每逢三元令节，官府便“将臂香、逍遥拳、十景牌、阴皂隶、万民宝盖、解饷车等六项示禁。”有时官府更以“耗费钱财、伤风败俗”之名，直接禁止举办赛会。上海浦东各乡的“好事之徒”，每以赛会为名妆扮高跷抬阁及女犯、臂香诸名目，争奇斗胜。1905 年，有人提议地方政府：庙会“不惟耗费钱财，而且引诱男女结队争观，败俗伤风，莫此为甚。合亟出示严禁，如敢故违，提究不贷。”一些有识之士也对这种苦行行为大加挞伐。他们引孝经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话，批评道：“乡愚不读书，纷纷然为之，其志可谅也，其

5、事不可训也。”但庙会上的各种苦行活动却屡禁不止，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2 道德和信仰的支撑吊肉香者愿意忍受极大肉体痛苦的背后，必然有着重要的精神支撑。世俗化的儒家思想和宗教信仰与民间习俗逐渐熔于一炉，深刻影响了江南民间社会和民众行为。吊过了肉香就算报答了娘亲的恩情，这种观念在近代江南地区广为流传。因此，有时候，人们就将吊肉香径称为“报娘恩”。从报娘恩这个名称上，人们“就可以知道它的意义了”，如何报答呢？在浙江湖州的东皇庙会和朱天庙会上，就是用一只沉甸甸的锡香炉上的七只小钩穿透皮肉吊在胳膊上。在上海的城隍爷出巡或是乡下赛会上，那些“扮报娘恩的”人在偶像出巡的午前都喝足了酒，用一连串的铜钩穿过他们的

6、皮肤，再在铜钩下绑缚着重重的物件，如香炉，蜡台，甚至是放一架留声机。“据说吊过肉香，娘的养育深恩就算报答了。”江南其他地区基本上也是这样的逻辑。儒家文化十分重视孝顺父母。孟子云：“事亲为大”，“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事亲和尊亲是孝顺的最高道德表现。因此吊肉香作为孝顺的象征，吸引了许多孝子参与其中。相较于端茶接水等日常的报答父母的方式，吊肉香明显带有强烈的排解负罪感的意味。母亲饱受怀胎十月之苦和养育之艰辛，人们生来似乎就带着对母亲的歉疚，形成了社会心理层面的负罪感，以最痛苦的方法来表达自己对母亲恩情的感谢，能最大程度地寻求解脱和纾解这种负罪感。这样的思想在民间确有其社会基础。当时，一般做母亲的

7、，对于这种报答方法也是认同的，当儿子参加过“报娘恩”仪式回家，她们认为是“无上的光荣”，因为这样“可以使全镇人知道她的儿子是个孝子”，这样一来，吊肉香不仅是参加者自己的事情，也可使母亲面上有光。为家族争光这一观念深刻影响了民间社会，也为吊臂香者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吊肉香还有向神佛祈求平安、忏悔罪业之意，这显然与佛教的善恶因果思想密切相关。佛教称，众生在世所造下的种种善业和恶业，便形成业因，感引众生在六道中轮回，佛语有云：假使百千劫，所做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若人造了恶业而不想遭报应，则要通过忏悔来等行为消除恶业。在江阴澄江镇庙场附近各村，常有为杀生造孽者而忏悔的仪式，称为“游渡”。

8、游渡者，是地方上平时一些以杀生为业的人，比如杀猪、杀羊、杀牛、杀狗、杀鸡鸭、打鱼的，甚至也包括了剃头的。届时，在 8 人抬着的一尊菩萨后面，两至四名彪形大汉吊着“肉香”鸣锣开道，紧接着就是肩扛八角旗、戴着纸糊的黑色高帽子、低头行走的杀生者，祈求菩萨普度众生，化解杀生者的罪孽。因此，参与者都明白，这种行为“实际带有劝人为善的目的。”人们还将病痛与灾难也归结为前世或现世造的恶业来报，因此向神佛许愿以求解脫和平安，事后愿望实现时，再到神明面前酬神答谢并还愿。因此吴地每逢瘟疫流行，便会接二连三地举办盛大的迎神赛会，十来岁的幼童以钢针密刺于手臂上，垂以红绳，以重约二三百斤的全副蜡烛台缚在上面，使臂肉拖下

9、来以祈求平安。重病痊愈、大祸得免的人也会吊臂香酬神还愿。常熟虞山赛会热闹非凡，其中不乏肉身灯者，用纸灯数百盏，以钩钩住满身，向会中游行，远望之几疑为一座灯山。时人询问这样做的原因，他们回答道：“我辈缘前患重症，曾向神前请愿，故待赛会时，用以酬神保佑也”。吊肉香的同时，往往还有一队男男女女伴随，名曰“烧苦香”。他们披头散发，身穿罪衣罪裙，匍匐而行，装扮犯人赎罪祈求平安。那些都是遭遇了大不幸的，来恳求神灵开恩保佑的。“赎罪”“许愿”“还愿”本都可以采取供奉神灵、祭祀酬神等积极膜拜的方式进行，但社会学人类学家指出，神圣与世俗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通过“自虐”性的消极膜拜，可以使自己从凡俗生活中脱离出

10、来，接近神圣世界，从而提高个体的宗教品质。规模盛大、全民参与的江南廟会营造了一种特有的群众性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以苦行示众，不仅避免了民众对这种非理性行为的惊惧不解，更可获得特殊的神圣性和崇高感。3 英雄主义江南庙会中的苦行有些是为了炫耀逞强，获得个人精神上的满足。在吴江县黎里镇的中秋赛会上，有穿红衣插犯条者，有手带铐链者，其中有人，伸其右臂，臂上挂香炉钩入皮肤，似乎“不知痛楚”，此人身后还挂着一对十余斤重的锣鼓，他们击锣“泰然”而行。1946 年一位在上海做佣人的男子欣然要去“玩”一回“臂香”，别人劝他别去“作践自己的皮肉”，他一定要去，就是为了当一回“英雄好汉”。连他一个十二岁的儿子，也

11、闹着去吊了一盆花，走了好一段路，“才得意洋洋地回家”。一连几天，父子俩用白布裹着右臂。有人问他痛不痛养伤，他们说，初吊上去只像被许多蚊子刺着，走了些路就不觉得什么，不过臂上总须搭一条湿毛巾，干了就有些作痛的。他们说明年赛会时，还要去参加;要是明年不去，那就算不得英雄好汉！时人认为，这“不过是英雄主义在作祟罢了。”这样的心理在其他地方也屡见不鲜。镇江庙会中的苦行者自诩“男儿好身手者”，用铁钩将巨锣悬于自己腹部，行为骇人;在江阴，参加者用钩子钩住自己手上的皮肉，并且互相攀比，以“吊得重的为胜者”;在苏州，官府逮捕了四名无业游民，因其“专以参加臂锣臂香为能事”。相比之下，庙会中的拜香，因为平和，一些

12、人反而觉得没什么意思：“一步一拜，不过磕头虫罢了，倒不如手臂上一个洞一个洞，挂起锣来，杀杀剥剥地畅快一下！”。这不过也是一种“英雄主义”心态。从庙会参与者渴望成为“英雄好汉”的心态可以看出，他们以此为荣，希望借此获得民众的认可，提高在地方社会中的声望。值得注意的是，本着炫耀为目的庙会参加者多为农民与无业游民，这些人文化水平较低，社会地位卑下，在此场合炫耀所谓的“英雄形象”，不过体现了他们的盲目崇拜。在江南庙会上，一些苦行者常自称“英雄好汉”“胜者”“好身手者”，皆体现时人对“英雄”的崇拜与渴望。中国有“英雄主义”教育的传统，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四书五经里面就有大量关于英雄主义内容，如三字

13、经中的“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等文字，脍炙人口。在集中体现官方思想的“四书五经”中，也有“杀身以成仁”的呼吁，英雄主义由此蔓延。但事实上，在古代中国，真正的英雄主义指的是“替天行道，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往往表现为敢于克服超出一般程度的困难，主动承担比通常情况下更大的责任。但庙会中的这些苦行者对“英雄主义”一知半解，从而盲目参与苦行活动，而江南庙会的群众性氛围更刺激了苦行活动的发生。对于庙会中的苦行行为，也有人做出了另一番解释，在 1934 年的一篇申报报道中，作者认为，“这算是民族思想的表现”。为什么呢？据传说：明朝崇祯皇帝吊杀煤山后，汉人就做了满清的奴隶。他们屈服在统治者威权之下，

14、只得忍气吞声;有牢骚，只得借题发挥。这“报娘恩”，就是他们做出忍痛的样态，表示不甘屈服的英勇的。因此，他们举行的时期，是每年三月崇祯吊杀的月份。他们所崇拜的，都是关、岳、五虎将等民族英雄。既为传说，可信度当然值得怀疑，但这样的解释，不在于解释内容的真实性，而更在于，在 1930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东北、虎视华北和江南之际，人们希望以此唤起一场“深入民间的民族运动”。在这一意义上，江南庙会的苦行炫耀，实际上是反映了要求抵抗侵略的积极情绪。4 狂欢精神的刺激苦行活动多受“宗教信仰”与英雄主义心态影响，但盛行于江南庙会的苦行行为，离不开庙会本身特有的狂欢精神的刺激。所谓狂欢精神，是指群众性的文

15、化活动中表现出的突破一般社会规范的非理性精神，它一般体现在传统的节日或其它庆典活动中，常常表现为纵欲的、粗放的、显示人的自然本性的行为方式。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的庙会中得到充分表现，在信鬼神、重淫祀的江南地区更是鲜明。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表现了全民性和反规范性的特征。庙会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少有的全民性活动，即不同阶级、阶层、性别、职业的人都可以参与其中而不受限制。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社会中森严的等级制度的一种反映。从更广泛的集体心理来说，人们都愿意制造一种规模盛大的、自己也参与其中的群众性氛围，使自己亢奋起来，一反平日那种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生活节奏，而同时又不被人们认为是出格离谱。其中，社会上层的参

16、与程度毕竟有限，庙会的参与主体依然是平民大众。在鱼米之乡的江南，更以农民、商人、妇女为多。作为庙会参与的主体，江南普通民众平日里过着朴素单调的生活，或因生计而奔忙，或因礼俗而难以迈出家门，娱乐活动是极度缺乏的。而庙会，应和着一地的乡土岁时节律，在农闲时给人们提供了休闲、放松的机会。不论是商人、妇女还是农民，都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到这样的狂欢之中，享受由庙会带来的闲暇时光。因此，江南庙会上往往人流如织，营造出一种规模盛大、全民参与的群众性氛围。苦行表演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出现的。无锡有诗云：“连朝香会接香塍，大德桥头月未升。无数佳人争上岸，夜来要看肉身灯。”在这样热闹嘈杂的环境中，那些非理性非常规的活

17、动便不再显得离谱，而是能够调动普通民众掩藏在枯燥单调的生活下的猎奇心理。在江阴三月廿八的东岳大帝诞辰上，大街两旁挤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地挤着，等着看拜香会的队伍，看“吊肉香”的盛况，旁观者“也以虔诚的心情观看”人们非但不排斥这样带有血腥暴力意味的活动，反而心生向往。在聚集的人群中，人们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安全感，不再压抑天性，反而满怀兴奋，敢于甚至乐于去观看或者体验平时无法得见的活动场景。苦行表演虽说违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圣训，画面可怖，却算不得什么异类，依然能够博得人们的眼球并长久流传。作为庙会一部分的“吊肉香”这样的狂欢活动，一方面慰藉了民众日常耕作的辛苦，同时也释放了人们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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