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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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 规制 绿色 要素 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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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刘祎 杨旭 黄茂兴摘要基于中国 31 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自主创新、境外技术引进与境内技术引进 3 条技术进步路径入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在综合效应和直接效应方面,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间接传导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自主创新以及境外技术引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无法通过境内技术引进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此,进一步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如何实现境内技术引进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在境内技术引进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随着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投入的
2、增加,境內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趋于显著,境内技术引进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的中介作用逐渐显现。关键词环境规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自主创新;技术引进中图分类号F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06-0016-12一、引言工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部分,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工业增加值从1978 年的 713.48 亿美元提升至 2018 年的 55 320.92 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80%。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造成了日趋严峻的环境污
3、染问题。美国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18 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环境绩效指数在全部 180 个参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 120 位。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工业转型势在必行。从内涵上讲,中国工业转型的过程,是工业迈向“资源能源集约利用、污染排放减少、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的过程。李斌等则将这一过程定义为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1。为实现工业转型,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措施,力求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实现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双赢。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环境规制
4、能否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这一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形成了“抑制论”与“促进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中“抑制论”认为环境规制为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增加了额外成本,从而负向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波特假说”为代表的“促进论”则认为环境规制虽然增加企业成本,但能够倒逼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实现技术进步,最终正向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上所述,当前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尚不明确。但显而易见的是,两种观点的支持者均认为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存在分歧的原因在于:环境规制究竟能否激励企业实现技术进步?由此衍生出的问题是,一般来说,技术进步的主要路径包括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2,其中技术
5、引进根据来源地的不同又可分为境外技术引进与境内技术引进3。不同技术进步方式发挥的作用也存在一定差别。那么,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扮演的角色是否相同?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从不同技术路径入手,探讨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理论层面上,这有利于进一步明晰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打开由于已有研究大都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混为一谈而导致的“黑箱”。在现实层面上,这有助于今后协调环境政策与创新政策,探索工业与环境“双赢”的发展路径,推动中国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鉴于此,本文将技术进步路径方式分为自主创新、境外技术引进、境内技术引进,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构建起“环境规
6、制自主创新/境外技术引进/境内技术引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完整分析框架,深入探讨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以期为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以及决策依据。二、文献综述环境规制主要指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或措施调节企业的生产活动,使得企业在进行生产决策时能够将环境污染等外部成本考虑在内,从而解决生产过程中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4。由于环境规制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活动,因此国内外学者很早就开始探讨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变量的关系,其中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企业竞争力的指标,更是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而关于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则方兴未艾。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
7、生产率密不可分,将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资源环境因素纳入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框架,即得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5。鉴于此,本文将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统一进行梳理,以期为本文进行的研究奠定基础。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当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环境规制抑制论”与“环境规制促进论”。第一,“环境规制抑制论”观点,即环境规制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原因在于,静态条件下,企业按照“成本最小化”的原则进行资源配置,环境规制则将企业面临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从而增加了企业的成本,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6-7。部分学者基于不同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经验证据。Gray 和Sh
8、adbegian8基于美国典型综合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每提升 1个百分点,将导致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 4.6%。Greenstone 等9基于美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的研究同样得出类似结论。Lanoie 等10基于加拿大 17 个制造业行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的同期影响为负。第二,“环境规制促进论”,即环境规制能够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即 Porter11以及 Porter 和 Van derLinde12提出的“波特假说”。“波特假说”认为,尽管环境规制相当于为企业生产运营增加了额外的约束,对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但适当的环境规制能通过倒逼企
9、业实现技术进步等渠道正向作用于企业生产率。此后大量学者进行的经验研究均为“环境规制促进论”提供了经验证据。Manello 13基于德国和意大利化学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推动生产率提升;孙玉阳等14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的研究同样得出“环境规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结论。Hamamoto15基于日本制造业行业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技术研发投入在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间扮演了中介角色;谢荣辉16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同样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传递。纵观已有研究,大多数学者在探讨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时,均认为环境规
10、制的存在增加了企业成本。两种观点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环境规制究竟能否推动企业实现技术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大多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混为一谈,并未考虑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异质性。实际上,技术进步的主要路径包括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其中引进外部技术能够帮助企业充分吸收外部资源、以较低成本跨越自主创新的边界,在企业技术进步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17。因此,未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进行区分,可能是造成已有研究得出不同结论的重要原因。此外,已有研究存在分歧的原因还包括以下两点:第一,已有研究在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大多选择 CCR模型或 SBM 模型定义方向性距离函数,以 ML 指数
11、构建全局生产可能集。然而,CCR 模型与SBM 模型可能存在假定过于严格、损失信息比例等问题,ML 指数则存在非传递性等缺陷18。第二,在模型估计方法上,早期研究主要使用静态面板估计方法,容易引发内生性问题。鉴于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从以下 3 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改进与优化:第一,在探讨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直接影响的基础上,使用中介效应模型,从自主创新、境外技术引进与境内技术引进 3 个中介入手,研究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影响;第二,使用基于 EBM 方向性距离函数的 GML 指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弥补了 CCR 模型、SBM 模型以及 ML 指数在测度绿色全要素
12、生产率时存在的缺陷;第三,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有效避免了内生性问题。此外,已有研究大都局限于探讨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缺乏对如何实现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共赢这一问题的关注。鉴于此,本文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得出的“环境规制无法通过推动企业引进境内技术从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一结论的基础上,以“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为调节变量,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探讨如何实现境内技术引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从而为实现中国工业的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工业发展情况,梳理了环境规制
13、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建立起囊括“环境规制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内的完整分析框架,并提出了可待检验的研究假设。(一)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传统环境经济学观点,环境规制的本质是企业排污行为的一种补偿方式19。当企业面临环境规制时,短期内将选择以下 3 种行为方式进行应对:第一,改变要素投入结构,减少污染要素的投入,从而在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第二,增加污染设备购置支出,从生产末端降低污染物排放;第三,为暂时维持原有的生产方式而缴纳大量罚款。显而易见的是,无论企业选择何种方式应对环境规制,都将
14、给企业生产运营带来额外成本。静态条件下,企业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进行资源配置。因此,额外成本的出现相当于给企业的生产经营施加了新的约束条件,企业的生产运营效率降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因此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根据“污染天堂”假说,环境规制成本是影响企业迁移、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意味着重污染行业中的企业无需因污染排放而付出高昂代价。因此,宽松的环境规制可视为一国(地区)重要的比较优势。若一国(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外部污染密集型企业更倾向于转移至该国(地区)。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非期望产出较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因此,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宽松的环境规制带来的
15、比较优势逐渐消失,污染密集型企业将转移至其他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国家(地区)。因此,随着一国(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该国(地区)工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升。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 1: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直接影响,但影响方向并不确定。(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影响1.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产生的影响通过生产端和消费端双重渠道显现(见图 1)。在生产端,根据机会成本理论,未实施环境规制时,企业进行环境投资、技术创新,则意味着失去将等额资金投向房地产、能源和金融等领域获得高收益的机会,此时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的机会成本较大。实施环
16、境规制后,环境规制将外部环境成本内部化,企业需采取被动或主动方式应对环境规制,被动方式主要是指缴纳排污罚款,主动方式主要是指通过终端减排技术创新、生产技术创新等技术创新行为实现技术进步。很显然,相较于缴纳排污罚款等被动方式,主动方式更为昂贵,但同时也具有较大的潜在收益。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或者企业预期环境规制持续时间较短时,出于“遵循成本”原则的考虑,企业倾向于选择缴纳排污罚款等被动方式作为应对环境规制的手段。但是,从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环境管理方针的确定,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中国的环境规制体系不断细化、完善,中国对环境治理的决心可见一斑。企业有理由预期环境规制
17、将长时间持续,且趋于严厉。在这一预期下,企业更可能选择进行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在满足环境规制要求的同时,获取技术进步的潜在收益。此时,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机会成本不再是等额技术创新资金在其他领域的投资收益,而是技术创新资金扣除污染排放罚款部分的投资收益。换言之,环境规制的存在降低了企业实现技术进步的机会成本。在消费端,环境规制以隐形的、非正式的形式存在,表现为个体的、无形的环保思想、环保观念、环保意识、环保态度和环保认知等20。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市场对清洁产品的需求日渐增加。部分技术落后企业受生存动机驱使,不得不推动自身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的绿色属性,以满足市場的绿色消费需求,达到维持市
18、场份额、不被市场淘汰的目的。部分技术先进企业则出于竞争动机而努力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在Porter 和 Van der Linde12的分析框架下,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具有相关关系,在消费者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的背景下,首先使用先进技术生产绿色产品的企业将获得先动优势,在市场竞争中胜出。2.技术进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技术进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作用主要体现在 4 个方面:一是提高生产技术;二是促进知识溢出;三是优化要素配置;四是提高规模效率。第一,根据 Aghion 和 Howitt21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技术进步通过改进生产工艺、生产过程组织方式,降低单位能耗,增加单位产出
19、,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生产工艺的升级带动了生产设备的发展,生产设备性能改良可推动企业绿色生产。第二,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新的知识和信息,这些知识不单可以通过学习效应、示范效应、积累效应增加企业知识存量,增强知识吸收能力,还可以强化企业对固有知识的认识,衍生出新技术、新工艺,从知识溢出渠道提升了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技术进步推动了企业生产过程改变,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也随之发生变化,企业对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降低,促进企业以更高效的方式利用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组合趋于优化,有助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赖于规模效率的提高。绿色全要素
20、生产率反映了系统中各要素的综合生产率,技术进步可以增加各要素的单位产出,在企业大规模生产中这一现象更为显著,从而分摊了单位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收益,即提高了企业的规模效率。具体而言,技术进步的路径主要包括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两种2。自主创新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最直接、最有效的技术进步方式。该方式立足于企业实际,所研发的技术与企业适配程度高,可更好地满足环境规制的清洁生产要求,弥补环境规制成本。尽管自主创新方式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投入高、耗时长、风险高且成功率低,通过这一渠道弥补环境规制成本对企业而言难度较大。为此,以引进外部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路径成为自主创新的有效补充。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企
21、业间交流的增多,引进技术的渠道持续丰富,技术引进成本与难度逐渐下降,企业技术引进费用呈现出一定的上升态势。20052016 年,中国国外技术引进金额从 190.43 亿美元增长至 307.28 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4.45%。技术引进作为企业技术进步路径之一,既与自主创新存在共性,可通过提高生产技术、促进知识溢出等途径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又能通过其特有的扩展自主创新可能性边界、创新引领效应从而正向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类似,创新可能性边界是在现有技术水平以及既定创新资源投入下能够实现的最大创新产出组合。当前,部分中国企业远离技术前沿,仅依靠企业自身能力实现的最大创新产
22、出组合较为有限。从外部引进技术,既能从整体上丰富企业的创新资源数量,又能有效提升企业创新资源种类多样性,为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组合提供条件。自主创新可能性边界也将随着资源优化配置水平的提升而向外扩展。此外,就创新引领效应而言,技术引进能为企业自主创新奠定基础、指明方向,从而推动企业更好地开展自身创新活动。根据“后发理论”优势,初始创新水平较低的企业,引进技术先进企业的设备与技术,能够有效降低创新成本,短期内快速缩小与创新水平较高企业的技术差距,从而在一个较高起点上开展自主创新活动。换而言之,技术引进能够引领企业自主创新,形成“引进创新再引进再创新”的良性循环。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引进的外部技术又可
23、具体分为境内技术与境外技术。一般情况下,与境内技术相比,境外技术更为成熟,质量更高。境内技术与境外技术存在的差异也使得二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可能有所不同。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 2:环境规制通过推动企业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假设 3:境外技术引进与境内技术引进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发挥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四、研究设计(一)模型设定基于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本文采用递归分析方法分步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首先,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效应,即估计方程中暂不加入中介变量,如模型(1)所示:其中,i 为行业,t 为时间
24、,C、0、j 为待估参数。GTFPit 表示 i 行业第 t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考虑到“惯性效应”,GTFPit 的滞后项也被纳入模型之中(同理,下文中设定的各模型也将因变量的滞后项纳入至模型中,在此处统一进行说明)。核心变量 ERit 为环境规制强度,若环境规制的系数0 显著,则意味着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综合效应。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因此,本文参照 Zhao 和 Sun22的设定,模型中环境规制变量采用滞后 1 期形式。为控制行业异质性以及外部冲击的影响,模型中还引入了个体固定效应 ui以及时间固定效应t。it 为服从正态分布
25、的误差项。此外,本文所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占比(FDIit)、行业资本密集度(CAPit)、劳动力成本(WAGEit)、行业规模(SCALEit)以及行业利润水平(PROit),各变量选取以及数据处理过程将在下文中进行详述。其次,为识别环境规制是否对中介变量产生影响,以各中介变量为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模型(2):其中,RDit 表示自主创新,FTECHit 表示境外技术引进,DTECHit 表示境内技术引进。其他变量定义均与模型(1)中相同,故不再赘述。若模型(2)中显著,则表明环境规制对中介变量产生影响。最后,本文构建包含被解释变量(GTFPit),中介变量(R
26、Dit、FTECHit、DTECHit),核心变量(ERit)以及各控制變量的模型(3),检验环境规制是否通过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等中介变量从而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如果估计系数和均显著,则说明存在部分中介作用。若显著而不显著,则表明中介效应不存在。若显著而不显著,说明自主创新、境外技术引进、境内技术引进存在完全中介作用。3 种技术进步路径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原因在于自主创新、境外技术与境内技术三者间的差异。第一,相较于引进境内外技术,企业自主创新的针对性更强,自主研发出的新技术与企业的实际需求更为匹配,因此自主创新能够有效推动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第二,就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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