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文学讨论现当代文学鲁迅与林语堂亲疏议.doc

1、鲁迅与林语堂亲疏议十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几张鲁迅与他人的合影。照片上的林语堂均被洗掉了。如，1927年1月2日，鲁迅辞去厦门大学教职，和林语堂及泱泱社成员的7人拍照；1927年10月4日，即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后第二天，鲁迅与林语堂等6人的合影；1933年2月17日，在上海宋庆龄旧居，欢迎萧伯纳时，鲁迅与林语堂等人的留影。这种“加工”历史的做法，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都是科学研究所不可取的。诚然，有了鲁迅和林语堂的几次合影，不能说明林语堂和鲁迅是始终紧紧站在一起的，但它可以表明他们两人确实在一起站过。1923年夏天，林语堂偕夫人从欧洲留学归来。于9月间重返北京，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

2、系，主讲文学批评和语言学。当时，北大的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林语堂成了周氏兄弟的忠实盟友。这个选择一般人意料不到，林语堂自己也感到奇怪，他和胡适有相近的思想和个人情谊。但他却站在了鲁迅的旗下。1924年12月，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创刊，这个刊物以“精神的独立”为标榜，也批评过段祺瑞执政府，但在“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中，以“公正”的“正人君子”面貌出现，与语丝派的态度形成了较强的反差。语丝创刊之初，邀有16位撰稿人，坚持到后来仅剩五六人，其中就有“无所畏惧”的鲁迅，“随便而谈”的周作人，“一团

3、矛盾”的林语堂。就林语堂而言，“五卅”惨案之前，他的笔锋主要指向旧文化及其卫道者；其后，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论战。是时，林语堂比鲁迅还激烈，他在1925年6月24日，批评丁在君“不负责任的高调”时，就与现代评论派交火了，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林语堂和鲁迅一起，站在进步力量一边，支持爱国学生。这招来陈源（西滢）的“闲话”，说“这次闹得太不像话了。好像一个臭茅厕，人人都有扫除义务”，甚至另一位教授竟攻击语丝派的人“形同土匪”。此时的林语堂，不仅要谈政治，而且亲身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他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把

4、他投掷垒球的技术也都用上了。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眉头留下一个伤疤。当他每讲起这一件事时，总是眉飞色舞，感到自豪。后来，他干脆做起祝土匪的文章，以生于草莽，死于草莽的“土匪”自居。他说：“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学者只要脸面，“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1925年12月5日和6日，这在鲁迅和林语堂交往中，是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两天，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因为鲁迅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他向林语堂写信约稿。接着是林语堂的复信和交稿，这就是两人“相得”的开始。当年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那场论战，最先是围绕“女师大”学

5、潮展开的，学生们反对杨荫榆的专断，章士钊的复古，语丝同人大都表示支持，于是现代评论派指责语丝派煽动学生闹事。1925年五六月间，鲁迅作忽然想到（七）和碰壁之后，周作人作女师大的学潮，杨荫榆变本加厉，进一步迫害学生，引出陈源以“闲话”为题攻击语丝派。陈源打上门来，鲁迅首先应战，林语堂跟着出击。陈源写了粉刷茅厕，鲁迅指出并非闲话，林语堂斥之谬论的谬论。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鲁迅呐喊助战，林语堂跟着与军警搏斗。现代评论派污他们为“学匪”。林语堂就索性著文祝土匪，“很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文章末尾还高呼一声“只不要投降！”这种“土匪”的气魄和雄风，振动了古老的北京城。鲁迅比林语堂有着更清醒的头脑，

6、他一面斥责“中国有枪阶级的凶残，走狗帮凶们的卑怯”，一面告诫青年，不要一上战场就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稍有成功又将幻想飞得很高，一旦坠落在地，伤势就格外沉重。这时候，杨荫榆被逐。1926年元旦刚过，陈源匆忙地在现代评论上声明，从今年起，“永远不管人家的闲事”了。然而，闲话家是闲不住的，陈源一面宣布撤退，一面又摆出要算总帐的架势，主要矛头仍然指向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在这之前，章士钊们已经成了“落水狗”，周作人和林语堂思想上也一度出现了反复，但是，落水狗们并无改悔之意。这就激怒了曾经倡导“费厄泼赖”精神的周作人和林语堂。1月23日，林语堂在京报副刊上登出自己绘制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漫画上的鲁迅，

7、长袍八字胡，手持竹竿，猛击落水狗的头，那狗在水中挣扎着。陈源对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文章很头痛，对林语堂的漫画很恼火。他在给徐志摩的一封长信中挖苦影射林语堂，说他先是跟了周作人不赞成打落水狗，而后又跟着鲁迅主张痛打落水狗。林语堂会骂人也经得起人骂。到了3月10日，林又撰写了泛论赤化与丧家的狗，与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思想上一脉相通。一个星期后，血腥的“三一八”惨案发生了。这时刚就任女师大教务长才两天的林语堂全力站在爱国师生一边，3月21日，挥笔写下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赞叹刘杨二女士“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死的光荣”、“死的可惜”。3月22日，周作人作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4月

8、1日，鲁迅作纪念刘和珍君，先后发表在语丝周刊上。段祺瑞执政府从3月19日到3月26日，接连开了两次通缉名单，共48人，林语堂也在其内。“三一八”之后，陈源又忍不住说起“闲话”来，他既斥责政府和卫队，又要“追究”受害者的“责任”。林语堂一读到“闲话”就大骂闲话家是“畜生”、“妖孽”，进而写出讨狗檄文，4月17日，他以亲身的体会给人写信说：“狗之该打，此人类皆同意。弟前说勿打落水狗的话，后来又画鲁迅打落水狗图，致使我一些朋友很不愿意。现在隔彼时已是两三个月了，而事实之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4月24日，直奉军阀以“宣传赤化”为罪名，封闭了京报馆，逮捕了总编辑邵

9、飘萍，26日邵遭奉军杀害。北京笼罩着黑暗与恐怖。知识分子由北向南的大迁徙和大逃亡开始了。他们有的到了上海、南京，林语堂和鲁迅则是先后到了厦门。至此，语丝派结束了在北京的战斗时代。这一时期，观林语堂的言行，他和鲁迅是亲密的，量其大节，他是语丝园地上成长最快的一株大树。作为语丝派的急先锋，林语堂的思想有过反复。1925年12月8日，林语堂写了插论语丝的文体，论文走了一段退路，他步周作人的后尘提倡“费厄泼赖”精神，进一层发挥了周作人的意思。鲁迅读到此文不以为然，再联想到吴稚晖的“不打死老虎”，周作人的“不打落水狗”，鉴于辛亥革命以来，种种血的教训，12月29日鲁迅撰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明

10、确提出“痛打落水狗”的主张，凡是咬人之狗均在可打之列。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批评林语堂的，倒不如说是针对吴稚晖和周作人的，特别是周作人。此时周氏兄弟已经失和两年有余，鲁迅“乃为回避触目起见”，不便也不愿意触及这块内伤，鲁迅点了林语堂的名字展开评论。这和点着陈源的名字完全是两回事。一个是朋友间的思想讨论，一个是论敌间的较量。类似这样的思想交流，在语丝派内部是常有的。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1926年5月10日晚，林语堂在北京大陆春设宴向鲁迅等朋友告别。5月13日，鲁迅等人饯别林语堂。5月24日，林语堂向鲁迅辞行，并摄影留念。然后携全家往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总秘书。林语堂不忘旧情。他刚

11、一落脚就为厦大引进了一批新文化名人，先是鲁迅系统语丝派人士的到来，随后现代评论派人物也接踵而至，并且越来越多。鲁迅对此感到忧虑。但是，林语堂是个重感情的人，他看胡适和鲁迅一样是他的朋友。他站在两个朋友中间，尽情向左右抛掷花环，结果如鲁迅在两地书（60）中所说：“敌人即无所顾忌，玉堂的国学院就要开始动摇了。真是糊涂。”厦大校长林文庆是个守旧派人物。他把厦大的情形弄得“比北大还坏”。鲁迅颇感失望，便想辞去教职，林语堂诚心挽留，又对他的生活很操心。11月8日，鲁迅决计要离开厦大，依然牵挂着林语堂，“我还要忠告玉堂一回，劝他离开这里”（鲁迅两地书（75），29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还说：“现在的去留，

12、专在我自己，外界的作祟，一时还攻我不倒。我很想吃杨桃（指去广州），其所以还熬着者，为己，只有一个经济问题，为人，就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从这些信里可以看出鲁迅和林语堂的关系并非一般。待到鲁迅对他“爱莫能助”的时候，于1927年元月，应中山大学之邀就南下广州了。事情不出鲁迅所料。此后不久林语堂即被排挤出厦大。往别处另谋职业去了。林语堂前进的路断了，后退的路也没有了，厦大留不得，也回不了北京。于是，1927年9月，上海成了他的避难所。他选择了自由的专业写作生活。1927年10月3日午后，鲁迅与许广平从广州到达上海。是日晚，林语堂闻讯立即前往旅社拜访。谈至深夜，第二天上午，林

13、语堂再次来访，中午由孙伏园兄弟作东，请鲁迅、许广平、周建人及林语堂聚餐。饭后6人合影。这是鲁迅到上海后第一张照片，通称鲁迅许广平“结婚照”。林语堂和鲁迅，都是在思路被“轰毁”的情况下来到上海滩的。两人的遭际和心态有相同之处。两人手里都有一支笔。走向却不一样了。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林语堂则是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这是一次深刻的分化。有人说1929年8月28日，“南云楼风波”是鲁迅对林语堂的一次不调和的思想斗争，言下之意是林语堂堕落的结果。然而我认为，这只是一次误会。鲁迅在他日记里说：“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

14、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另一个当事人林语堂，40年后忆鲁迅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对这一“风波”起因，鲁迅和林语堂持不同见解，“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明确指出

15、，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林语堂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郁达夫的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一场误会，说简单也简单。若是原则问题。鲁迅决不会“和解”的。他至死对怨敌还是“一个也不宽恕。”误解归误解，两人思想深处的分歧还是存在的。没有思想上的分歧，这场偶然的误解也就不会发生了。“南云楼风波”毕竟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此后三年又四个月的时间里，鲁迅日记里没有两人友好往来的记载。1936

16、年10日，林语堂在美国纽约惊闻故友逝世。11月22日撰文鲁迅之死悲悼。他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然吾私心终长辈视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林语堂说的“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南云楼误会结束了第一次“相得”，开始了第一次“疏离”。这一疏离长达40个月。30年代初，随着林语堂的推波助澜，文坛上逐渐兴起了幽默。1932年9月16日，论语创刊，“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鲁迅：一思而行）。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

17、，没有幽默可言。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鲁迅无畏地宣称：“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在同一铁幕下，鲁迅“怒向刀丛”，林语堂做起了“幽默大师”。这一点使鲁迅大有反感。直到1932年底，林语堂的“匪心”又悄悄复活了，12月17日，他和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杏佛）等人一起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他自己还担任了“宣主任”，他敢于用笔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当胡适和“民权保障同盟”总部有分歧时，他也主张开除胡适。是林语堂重新复活的信号，使鲁迅和他第二次“相得”了。1933年2月，新春伊始，萧伯纳来到上海，国内立即刮起一阵“萧旋风”。林语堂有一种幽默的力量，这力量加上他的英语，使

18、他比鲁迅更接近了萧伯纳。在宋庆龄寓所的那次聚会，原来是想让鲁迅主持对话的，后由林语堂取代了。留给世人的共同财富是他们的一张合影照片。正当林语堂名声直线上升的时候，1933年6月18日，上海法租界里响起了几声沉闷的枪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总干事杨杏佛被杀害了。“同盟”里外的人都很震惊，有人说林语堂胆小得连杨杏佛的悼念活动也不敢参加了。鲁迅也说“语堂太小心了”（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冯雪峰：回忆鲁迅）吊唁杨杏佛的仪式共有两次，一次是6月20日，即鲁迅批评林语堂没有去的那一次。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的送殡下葬仪式。这两次有的人

19、是都参加了。林语堂和鲁迅各参加一次，都是冒着危险去的。杨杏佛遇害不足一个月，林语堂写了谈女人一文，他说他要谈女人了，“不管他妈瓦上霜”。这话还是愤怒的反语。3个月后，他终于按捺不住，又打出了论政治病一文，矛头直指上层当权派，他说：“我相信官僚都是贪食无厌，我总不相信，一位饮食积滞消化欠良的官僚会怎样热心办公救国救民的。”这是林语堂对反动当局的尖锐讽刺。由此，一个活蹦活跳的，热辣辣的林语堂又和鲁迅显得特别和好了。从1933年2月11日，到1934年8月29日，两人再次“相得”，交往多达39次。林语堂主事的论语，对社会是全方位开放的。撰稿人来自左中右，其中刊发鲁迅的文章就有十多篇。从1934年下半

20、年起，左翼作家增强了对林语堂和论语派的批评，把他们视为和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一样。主要是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斥责幽默刊物为“麻醉文学”，这就有了鲁迅和林语堂的第二次疏离。这一疏，两人再无来往，林语堂的名字，也从鲁迅日记里完全消失了。林语堂总是这样一个人，左翼作家批评他，右派文艺家也攻击他，把他和鲁迅列在一起，在申报上进行“声讨”。林语堂却固守着论语和人间世，坚持着“幽默与俏皮”的文风。鲁迅曾劝林语堂不要再搞这类小品了，可以翻译一些英国文学名著，但林语堂回信说，这些事“等老了再说”。于是鲁迅又疑心林语堂讽刺他“老了”。8月13日鲁迅给曹聚仁写信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

21、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这话传到林语堂的耳朵里，他笑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施建伟：林语堂在大陆）误会，又一次误会，破坏了两个人的感情。一次次“误会”之后鲁迅对林语堂不再“以朋友待之”，甚至不与同席。1934年，另一位语丝派健将徐，在上海大观楼补办婚宴，林语堂夫妇最先临，鲁迅

22、旧帽遮颜，姗姗来迟，双脚踏上楼梯，一眼瞧见林氏夫妇，便掉身出门，终不见归。这两件事，从现象上看，是鲁迅的窄狭，实则是鲁迅的深刻。在鲁迅看来，林语堂似乎是不可救药了，就加紧了对林语堂的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其中1935年4月20日刊于太白上的天生蛮性，全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把林语堂与前清遗老和伪满大臣相提并论，足见鲁迅对其厌恶之深。但是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也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他除了写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反对者外，还于1933年至1934年7月，在赛珍珠的

23、激励下，用英文完成了吾国吾民的长篇，次年这本颇有影响的大作在美国出版，使林语堂一鸣惊人，也使外国人看到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这就是林语堂自传里所说的，“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喜欢人家指出来的。”这时候，远在莫斯科的“第三国际”，也注意到了上海文坛和文坛上的林语堂，通过萧三多次给“左联”写信，指出在中华民族危亡的情势下，要团结像林语堂这样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于是“左联”方面的“文学社”、“太白社”和“论语社”求得大同，签署了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1935年底，鲁迅发表杂谈小品文，这大概算是最后一击，此后双方也就平静下来。1936年8月10日晚，林语堂一家乘“胡佛总统号”客轮前往美国，至此他和鲁迅再无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