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资源诅咒”两个极端的恶性循环.pdf

1、破除“资源诅咒”两个极端的恶性循环赵健君苟天来周旭平摘要：近年来，伴随着诸多扶贫脱底政策的深入实施，大量高质量的实物和资本资源涌入风景秀丽的农村，给乡村带来动力的同时也形成了“诅咒”。文章以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后八家庄村为对象，对其拥有的大量的财政资源和美丽的自然风光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分析两者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同时借助村庄发展的实际经历来印证后八家庄村遭受到的“双重诅咒”。关键词：农村与水库;“资源诅咒”;生态涵养区;农村转型一、引言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国家扶贫和脱贫政策研究的地区主要集中于小城镇、中等城市的郊区、偏远山区等被大众标签化的“贫困地区”，对北京、上海、天津和南京这样的人口千万级的

2、超级城市的郊区农村缺乏关注。这些农村处在“超级城市核心区域”的边缘地带，大概率会被政策性或国家战略性地赋予“建设生态涵养区”的环境保护功能，这便是症结所在。这些大城市郊区村落受到“中心地效应”的影响，大量的人力资源和投资机会向城市中心流动，自身失去了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优势，国家只能通过财政拨款来一定程度上弥补这部分损失。但受到严格保护的自然资源和过量的财政政策资源都是限制此类村庄发展的“资源诅咒”。坐落于北京密云水库边缘的后八家庄村作为自然政策资源双禀赋与发展窘况矛盾的典型代表，为“资源诅咒”的两个极端现象做了很好的诠释：自然资源的诅咒和政策资源的诅咒。一方面，密云水库是国家级的水质保护单位，

3、迫使后八家庄村村民即使生计困难，对密云水库周边的农业开发和第三产业的探索也很有限;另一方面，国家动用财政資源补贴本村的转移支付，例如公益岗位、护林员、技能培训以及养老保险等后八家庄村的主要经济来源，过多的免费补助会滋生远离生产劳动的惰性，“输血”难变“造血”，两者互相影响循环往复，就陷入了恶性循环。突破“资源诅咒”，是众多实现成功转型发展的乡村的必经之路，也是未来大量将要经历这一阶段的乡村将会面对的重大难题。如何缓解、解决这种不良循环，实现在我国数量众多的生态涵养区低收入村的发展，是当前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可持续发展工作无法回避的难题。二、案例研究后八家庄村位于北京市密云县太师屯镇，地处直辖区县

4、，毓秀钟灵，绿荫成林，风景宜人，地处要塞，依山傍水，步行十分钟便可到达密云水库沿岸。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水库的建成以及不断扩张促进了这个村子的形成，属于典型的移民安置村，当年水库扩建，在现有水库沿岸生活的 500 多口人整体搬迁到地势更高的半山坡上，由此形成了现在的后八家庄村。但随着水体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密云水库的存在竟也成为了后八家庄村继续发展的障碍，使其成为发展经济学中提到的“资源的诅咒”的典型案例。（一）产业发展受限乡村发展的首要前提就是产业得到发展，“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是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的基础。但在后八家庄村，乡村的“产业兴旺”难免不与生态保护

5、相冲突。后八家庄村受水库周边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等特殊因素影响，村内近十年来的所有经营性质的产业全部受到冲击。如今村内仅有一家农户保留养殖活动，但经营规模也不超过两位数，仅足以自给;同时，村内的种植业发展也受到了阻碍，农家肥、复合肥甚至少量化肥的使用都会与水库的水体形成水循环，进而污染水库资源;靠近水库的自然条件原本可以为渔业的发展提供来源支撑，但长达 8 个月的禁渔期（512 月）和仅有的渔业局补助的 14 条渔船又成为了渔业发展的限制因素。如此，后八家庄村的财政自然就十分匮乏，从而也就无法大力进行村庄整体的建筑翻修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村子的整体发展自然十分迟缓。20062008 年，后八家庄村

6、连续三年被评为“首都模范村”，村内经营活动进行的如火如荼，村民整体年净收入总和达到330 余万。然而十余年后，随着环境保护与生态涵养政策的深入落实，坐落在生态涵养区的后八家庄村不可避免地做出了牺牲，逐渐形成了现如今的发展状况。（二）进城务工加剧老龄化随着本村产业的快速衰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进城谋求生计，进一步加剧了后八家庄村的老龄化进程。据调研结果显示，伴随着年轻人进城务工并鲜有回村、村内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等问题的出现，村内人口年龄分布变化出现严重的老龄化趋势：村内 5060岁的人口占到全村人口的将近 20%，为 111 人;村内 6070 岁的老人有 72 人，7080 岁的老人有 21

7、 人，80 岁以上的人有 9 人，其中有 7 人年龄在 85 岁以上;村内其余年龄小于50 岁的村民绝大多数也处于中年，3050 岁的人数为 203 人。1630 岁的少年和青年人数仅为 87 人，在这之外还有 27 人是小学和初中的在读生，基本不具备完整的劳动能力。同时，村里外出读书未成年人人数逐年递减，2016 年本村进入城镇读书的未成年人为 9人，2017 年下降为 7 人，而 2018 年这一数字则下降到了惊人的 2 人，人口老龄化极其严重。按照人口老龄化的国际标准来计算，该村人年龄在 60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18.4%，远高于国际上一致认可的 10%的人口老龄化红线。如图

8、所示，表格内按照人口年龄区间、人数及占总人口比重做了详细划分，可以直观的看出后八家庄村的老龄化程度。据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72016 年北京市农村人口基本维持在 260 万294万，增幅为 13.07%。而这十年内的北京市总人口却由 2007 年的 1676 万逐年增长到了2016 年的 2173 万人口，增幅达到 29.65%。除去农村人口进城获得城市户口这一因素影响，农村的人口出生率偏低，老龄化现状严重则是这一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而且这十年内的北京市人口死亡率一直处在 4.27%5.20%之间，农村地区这一数值甚至超过 6%。人口的严重老龄化严格限制了农村经济活动的开展，在外务工的

9、年轻人依赖城里良好的生活条件、较高的工资收入以及充分的就业机会，不愿回来建设村庄，老年人又缺乏劳动能力，调研发现村内包括公益岗位在内的所有职业岗位都呈现出严重的老龄化和妇女化现象。（三）相关政策扶持国家在对生态涵养区的低收入村提供了更多转移支付。后八家庄村是受惠者之一。20132017 年，密云区实施计划就地帮扶 3700 余户农户“精准脱低”。2016 年以来，全区建立了精准帮扶机制，有序地开展低收入帮扶工作，实现农村低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这一数字在 2017 年达到 10698 元，与 2013 年相比，增幅达到 19.4%，55%的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超过 11160 的低收

10、入标准线。受宏观政策背景影响，太师屯镇政府结合后八家庄村实际，利用水库为村子创造公益岗位：保水人 31 人，1500 元每人每月（年发）、移民后代技能培训每人每年 600 元、护林防火 10 人每人每月 1000 元（年发）、水库管理员 2 人，打扫卫生 1 人、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在每人每年交 1000 元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发 725 元、移民资金每人每年由 2003 年的1250 涨到 2018 年的 1500 元、口粮款 300 元一年、林权费补助每人每年 150 元。这样的收入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村内老年人缺乏生活来源的问题。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基本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后八家庄村已经

11、建立，同时该村也有较多的政策补助。但这种方法是否适合长期使用，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变“输血”为“造血”就变得尤为重要。同时，与频繁“输血”式扶持方法相伴生的还有懒惰的心理，时间久了会对村庄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形成障碍。是否会形成这样的恶性循环完全取决于政府对政策扶持力度与村民发展期望之间的平衡与把握。（四）苹果产业发展现状苹果种植是后八家庄村近两年主动着力实施的经济产业。即使在粮食无法自给多靠购买、多种发展道路都受限制等多重因素限制下，后八家庄村的干部团队以及党员仍然励精图治，努力探索出一条重新致富的路：村内党员带动开发村子的 1080 的山林，与企业联手引进苹果树苗，将购买来的苹果树苗承包

12、给每家每户（人均 45 颗），是另一种形式的“包产到户，责任到人”，同时果林引水上山工程做的井井有条。但好景不长，苹果种植在后八家庄村发展也面临很多困难。由于果树产业的发展同时受到果树产业初期投入大，收效慢、市场对接不完善，销路难以固定、引进品种不同，质量难以保障、风险心理过度，经营积极性不足、公益岗位吸引，替代效用发挥作用以及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唯一有希望的苹果产业也难以产生经济收益，“种苹果太慢，不挣钱”，这是后八家庄村村民不愿发展苹果产业的真实写照。三、结论及讨论后八家庄村只是北京密云郊区一个不起眼的村落，但从中发现的问题确是具有普遍性的。作为响应密云水库水质保护政策

13、不得不做出的牺牲，后八家庄村的秀丽风景、自然景观和自然资源原本应该作为该村开发旅游业、第三产业的引擎，但却相反地变成了限制其发展的最大阻力;为了补贴当地村民做出的牺牲，政府调动了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但在其他收入途径都被堵塞的情况下，这种政策的补助就成为了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又意外地滋生了“高福利低欲望”的发展窘境，越来越多人宁愿吃补助也不愿努力工作，降低了该村未来实现突破式发展的可能性。自然资源的诅咒和政策资源的诅咒是“资源诅咒”的两个极端。以后八家庄村为例，禀赋的自然资源与宏观政策要求的“生态涵养”原则产生了矛盾，村庄发展收到了阻力，止步不前。国家出于社会公平正义、减少贫富分化的原则，对后八

14、家庄村提供转移支付和财政补助，然而相对充足的財政补助在产业萎缩的背景下成为了当地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安逸和懒惰的情绪的蔓延，降低了该村的发展潜力。这种消极的影响最初产生于对“自然资源诅咒”这一极端的反应，却又逐渐造成了另一个极端。如何有效地限制村民在生态涵养区内进行经济性开发？如何推动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农村转型发展并进而行？如何保证财政补助发放的金额控制在合理额度？如何做到在激发村民工作积极性的前提下通过补助减少贫富差距？如何通过提高农村吸引力来吸引年轻人回村工作并留在村里？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总地来讲，造成这些村庄以及社区陷入“资源诅咒”陷阱不是突发性的结果，而是一个渐进性的

15、过程，因此，着手制定解决和破解这一问题所要考虑和着眼的也是村庄整体发展的过程以及其他众多的影响该村发展的因素，同时，还需要实时监控问题的解决过程，动态地提出适应当前状况的解决措施。与此同时，能够有效地弱化资源直接或间接对于发展转型的限制，成功高效地利用起身边的现有资源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是突破“资源诅咒”两个极端恶性循环，实现生态涵养区村落转型发展的重要前提。参考文献：1尹洁，郑玉涛，王晓燕.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区不同类型村庄生活污水排放特征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09（06）.2向安强，薛小龙，蔡喜梅，朱洁怡.水库农村移民社区认同与适应的多重关联因子分析广东惠州博罗新丰江与三峡水库移民的外部影响比较J.古今农业，2017（01）.3杨群.社区业主网络自组织运作逻辑及影响力分析以合肥市 S 小区“公共用地侵占维权事件”为例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0）.4陈乙酉，张邦辉.社会保障对农民工流动决策的影响基于“推拉”理论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8（10）.*项目资助：北京农学院暑期社会实践项目。（作者单位：北京农学院文法与城乡发展学院。苟天来为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