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家刘丹青：方言是一种思维方式.pdf

1、语言学家刘丹青：方言是一种思维方式杜玮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原会长刘丹青。图/受访者提供刘丹青的父母是江苏无锡人，他在苏州吴江区度过了中小学时光，“文革”期间曾辗转于上海的亲戚家。十多岁时，刘丹青就学会了无锡话、吴江话、苏州话、上海话等四种方言，并隐隐觉得几种方言及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1977 年考上苏州大学中文系后，刘丹青开始致力于方言的研究。身为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和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原会长，对 60 多年来汉语方言生存境况的起落了然于胸。在他看来，每一种方言都提供了一种看待事物、感知和体验世界的独特视角，意味着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在全国普通话普

2、及率已经达到 73%、大城市普及率已超 90%的今天，他认为要实施差别化的语言保护政策。日前，在位于北京东二环内的办公室里，刘丹青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语言自豪感不足是方言危机的一大表现中国新闻周刊：你成长过程中语言环境是怎样的？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历经了怎样的转变？刘丹青：我算是成长生活在江南地区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但即便在这样的地方，我小时候上学时几乎没有老师用普通话上课，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这样，普通话只存在于语文课和一些文艺演出、诗朗诵之间。平时，老师们用各种不同口音的方言上课，大部分是吴语地区的方言，只有一些外地来的老师，会用普通话或者带有官话方言色彩的普通话上课。在校外，无论是孩子们

3、之间，还是大人和孩子间，都说方言。如果一个外地人平日里说普通话，会被本地人视为一件奇怪的事情。那时候是一个方言盛行，而普通话推广不足的一个阶段。1977 年，我考上蘇州大学中文系，两个班共 108 名学生。除了 1 名从苏北地区移居苏州的同学说官话，其他同学都说吴语。我和同学之间交流用两种方言，一种是吴江话，一种是苏州话，因为苏州话比较容易懂，当时也是强势方言。推广普通话在中国从 1956 年起开始实行。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推普初期政府行为所起到的作用远不如改革开放后媒体的作用，尤其是电视普及后，媒体所发挥的作用大。电视的普及使得普通话每天萦绕在大众耳边，收看电视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家家户户

4、每晚主要的文化生活方式。电视当时是新媒体，这一传播媒介的到来，对于中国普通话的普及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的印象中，什么时候方言出现了危机？出现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刘丹青：普通话的大普及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媒体的丰富使得推普有了加速度。但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形态发生的重要变化。原来中国经济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因此经济生活的区域性比较强。改革开放及后来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使得各省乃至各国之间的这种区域性被打破，再加上户籍制度的松动，人口大规模的迁徙，务工者大范围的流动，都对方言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方言出现式微的因素是多重的。到了 20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5、通用语言文字法通过，这是我们国家语言文字领域一个根本性的纲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活力非常重要，同时也赋予了普通话更大的影响力。但如果没能把握好推广普通话和保护传承方言两者间的关系，就会出现过分压抑方言的情况。事实上，这也是近年来不少方言面临的现实。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哪些方言出现了危机，方言出现危机的表现有哪些？刘丹青：方言生存现状的差异比较大，像粤语比较强势，在当地人中间认同感也比较高。而且，在广东韶关等非粤语区，粤语也在使用，它的强势远超过其他方言。这当中有个语言自豪感问题，我感觉到广州人的语言自豪感很强，上海人的语言自豪感属于中等偏上，南京、福州等城市，当地人的

6、语言自豪感就不太强，具体什么原因我没有研究清楚。我在南京媒体上做节目的时候，有观众问，我们南京话不好听怎么办？南京话在明清时期曾是一些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标准语言，还是南系官话的代表，但什么时候南京人语言自豪感开始下降的，我没有专门研究。同时据我了解，福州人也不认为自己的方言很强。在泉州和厦门这些闽南语区，闽南话相对强势，而福州虽为福建的省会城市，但属于闽东方言的福州话却没能赢得很多人的心。语言自豪感的强弱实际上会影响到语言或者说方言的保护程度。语言自豪感不强的方言，丢失起来更容易。联合国关于语言活力和语言濒危的评价系统里面有好多项参数，那么其中有一项就是人们对于母语的态度。另一个方言出现危机的重

7、要表现，也是重要原因，就是使用环境的萎缩。以我的家乡吴江为例，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比例差不多是 1：1，而本地人口中包含了很多老弱病幼，而外来人口大部分是青壮年，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你绝大多数打交道的青年人都是外地人，交流需要用普通话，这就使得方言的使用环境大大减少。现在的小孩子一到入园年龄就会被送入幼儿园，家长自己带的情况比较少，在公共教育机构都是通行普通话。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从幼儿园开始到长大参加工作，都很少有使用方言的环境。同龄人交际是母语习得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同龄人交际的环境被限制在共同语，也就是普通话，那么他在成长过程中，用自己的方言来进行交际的能力和习惯都会降低。因此他慢

8、慢形成非常自发地优先用普通话交际，方言的使用动机不强，最后的结果就是方言越来越萎缩，这是这些年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陕西方言版话剧白鹿原吸引观众。图/视觉中国方言需要传承下去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国家关于方言保护的政策是怎样的？刘丹青：十多年前开始，国家语委和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就提出了语言资源的保护。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过去，方言被很多人视为是阻碍国家发展、阻碍普通话推广的因素，负面视角多一些，提出语言资源概念以后，就意味着所有的语言方言一定程度上都是资源，都有它的文化积淀、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当时就设立了一些项目，开展了语言资源的调查，我承担了语法调查项目标准的设计。2015 年开展了中国

9、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把方言调查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结合起来。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些省份比如湖南还得到了民间力量的支持。真正把方言列为保护的对象，应该是在 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之后。这份文件里提出要“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这里面最重要的词就是传承，保护有不同的理解，那么有些人就把它记录下来，也就算一种保护，但记录下来如果没有传承，它最终就只是成为一个档案里的东西，那么作为一种语言来说，它可能就消亡了。所以现在提出来的传承，就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把方言传承下去。我觉得这是政策上的一个重

10、要的新的提法，表明国家看到了很多方言所处的弱势。2013 年 6 月 12 日，海南儋州市，村民们在海边展示“儋州调声”，庆贺节日。儋州调声是海南儋州市民间音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图/视觉中国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方言保护和传承的收效如何？刘丹青：我觉得收效重要的一点是在观念上面，大家不再只看到方言的负面因素，而是把它作为一个要珍惜的对象。这个影响不仅局限在从业人员中间，在普通老百姓中间观念也开始在改变。各地也开展了一些保护方言的活动，比如电视台里面招募方言发言人，有一些地方举行英语、普通话、方言的三语比赛，这些都把方言的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能增强人们对于方言的认同意识。不过，这些举

11、措的作用也不能估计得太高。因为方言发展困境里有很多客观因素已无法改变，比如年轻人缺少使用方言的动力，使用方言的机会也少。方言提供一种看待事物、感受世界的独特视角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我们要保护方言，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儿？刘丹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上个世纪，尤其是 1990 年代以来，就一直非常注重保护各地濒危的语言。它有一个核心观点：每一种语言实际上也包括每一种方言，它都形成了观察这个世界的一套独特视角，从表述方式、用词等方面都可以得到体现。当这种语言丢失，这种视角也就会没有。比如说在一些地区生活的人们，对某些现象观察得特别细，对某些事物也分类特别细，对植物、动物、生态、地貌、气候都有独特的描写

12、，每种语言侧重点都不一样，就像物种一样宝贵，这是语言和方言很重要的价值。中国新闻周刊：可以以你熟悉的方言举一个例子吗？刘丹青：比如说稻子，在英语里面，从田里的稻子、到烧在锅里的米、生米做成的饭，都只有 rice 这个词。因为稻米文化不是他们的重要的东西，但是对江南人来说，稻米非常重要，所以有谷、米、饭、粥等不同的字来指代不同形态的米。吴语饮食文化中有个字叫粞，指介于完整米粒和米粉中间不同程度的碎米，只有在稻米文化非常发达的地方才有这个概念，专门来指称这一类的东西。立夏时，江南人会制作一种节令食品，以金花菜和粞为原材料，叫“摊粞”。还有“粉”和“面”的区别，北方把碾成碎末状的东西都叫面，因为北方

13、是以小麦文化为原型，“面”最初是指麦子的细末，进而引申出胡椒面、辣椒面等词语，而在南方相应地都叫胡椒粉、辣椒粉。“粉”这个字是米字旁的，它是以米粉作为一个原型来拓展它的抽象的。“粉”就是指将大米碾成粉末以后的状态，从中国传统的训诂学来讲，粉字就是一个米字右边一个分，把米粉无限分下去就变成了粉。所以方言都代表着一种思维和文化。南北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我们现在“面粉”这个特殊的词，同时也形成了胡椒面、胡椒粉这些并存的一些状况。要实施差别化的语言保护政策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现在有这么多方言，哪些方言需要保护？该如何保护？刘丹青：中國的方言非常多。实际上，从客观上来说，可能也做不到让每一种方言都能完全长久地

14、存在下去。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实际上就是少做一些推动方言更快消失的事情，让它在自然状态下能够生存，以及创造一些条件让它生存得更好一些。但我们不可能为了保护方言而在其他方面做出更大的牺牲，甚至影响到普通话的推广。你要知道，在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是一些山区，当地居民普通话水平的低弱，也是他们脱贫致富道路上的一个阻碍。中国新闻周刊：你在 2018 年 9 月湖南长沙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上也提到语言保护工作的差别化政策，这点怎么理解？刘丹青：我的核心意思就是说，对普通话普及还不那么好的地方，还应该继续推广普通话，但对于大部分城市地区，尤其是中东部的这些沿海地区，年轻人说普通话已

15、经不存在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要把方言保护列到更加重要的议程上来。中国新闻周刊：该如何解决方言代际传承面临的困难？具体该如何传承方言？刘丹青：一点就是鼓励家庭内说方言，而学校层面可以从幼儿园开始，上课用普通话，下课后老师可以跟孩子之间用方言交流。普通话这种通用语言的地位不能削弱。另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养成方言文明使用的习惯，我指的是在使用方言时，要有一种对他人关注、照顾的心理意识。比如说我们四个人中有三个人来自吴语区的，另一个北方人听不懂吴语，那么就不能三个人大谈吴语，把另一个人晾在一边。中间可以穿插一些吴语，并且给不懂吴语的人解释说明，这样也会使得对方对于方言的认同感会增强，不会出现对方言过分排斥的情况，形成一种宽松的方言使用氛围。2016 年 6 月 14 日，海南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 89 岁的老船长卢业发介绍更路簿和罗盘的使用方法。更路簿是海南渔民在开发和经营西、南、中沙群岛的过程中，用海南方言写成，利用文字和地图的方式描绘出的航海手册。摄影/本刊记者 骆云飞